她对文稿不熟,有几次小停顿,回到座位时涨红了脸,一直红到耳根。我赶紧安慰她:“重在参与,尽力就好。”
我慢慢走到六年级学生中间,调整一下心绪,期待怀丽的表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轮到怀丽了。我班全体同学的眼里闪烁着期盼、兴奋的光彩。还好,她自信大方、声音洪亮、感情充沛。最后,怀丽在众多参赛选手中获得三等奖,实属不易。
演讲比赛还未结束,雨虹来喊我,原来周书记专程到学校通知我:市电大找我—前几天我将乡教办的座机号误写成他家的了。
我赶忙联系,原来是点考,于是毅然报名,并请乡教办出具思想鉴定材料。
收好物品,站在公路边,久等客车不至,便坐摩的去叙永西外车站。6点几分到达时已无发往泸州的大客车,只好乘“金杯”车。
夜幕中,“金杯”车穿过长江大桥,大梯步的手形灯潇洒地亮着,许多人在草坪边休闲。
摇曳的灯光里,归人行色匆匆。
我决心一考过关,今晚就再熬夜复习吧。
2001年10月24日星期三晴
早上7点过,我吃面以后准备先去泸州市电大,但想到如果8:30见不到负责人,再去成都岂不太迟,于是直接去广场车站。
从泸州到成都大巴票价为78元。路渐渐平坦,高速路边的护栏、田野、村社飞快地向车后奔去。
下午两点过到达双桥子客运站,这是我自1999年暑假去西昌旅游以后,再次到蓉城。
望着滚滚车流、排排行人,为寻找前往省电大的路,我找了又找,问了又问,终于在下午1点过到达目的地,而饥肠辘辘的自己还未吃午饭。
终于望见楼顶“四川电大”4字,凹形的字体框,显得有点旧。大门口有守卫值守,左边还有北京大学招收研修班的简章板,右转过去是一条长巷,有很多幢高楼,仅几幢是省电大的。我先去看看办公楼是否有人上班,每层楼有两扇门,在四楼的边角终于找到让我下午“两点半以前到达”的考务科,没人,于是等。
两点半时,考生蜂拥而至,令我吃惊的是竟然没有自己的考签!天啊,花几百元从千里之外赶来,难道只有无功而返?
我找了几间办公室,准备给市电大打电话询问此事,短短半小时,有的无人,某间办公室的一名老师甚至说:“1999级的根本办不了补考!”
万般无奈,我只得待在考务科的矮沙发里—抱着一丝希望,仅存的一丝希望。
最后,还是考务科那位身材胖些的余老师帮我查了。我确实已报名,但录入人员搞忘了。此时已下午4点过,让我提心吊胆两个多小时。
于是,我快步去底楼购书。教材处的书籍种类繁多,这儿一匝,那儿一捆,终于选到自己想要的。
和德阳的两个技工找住宿,三人间,电视很小,临近西南音像城对面,但每人得付20元。
肚子早已唱“空城计”,我赶紧去吃水饺,晚上又是记又是背,准备一考过关。
2001年11月27日星期二晴
今晚是箭竹苗族乡铁厂村小项亚忠老师病故的妻子“坐大夜”的日子。
在1998—2001年我担任箭竹小学教导主任期间,项老师总是积极支持我的工作。
我数次沿着蜿蜒的山路,步行去偏远的铁厂村小检查教学常规或期末监考,单程约需一个半小时。
中午,项老师总是辛勤地弄些饭菜。其妻子姓王名国会,头发夹杂白丝、过早憔悴,患有严重的胃病,对我挺热情的。单是因着这些情谊,我就应前去吊唁。
我原本想今天下午课后去,听说下午第三节课以后评“青优课”,心想等评了再去吧。但结果第三节课后上活动课。过后才评,且从5点左右到晚上8点10分。评课时,评委们轮流点评,然后打分。最后,明华获一等奖,我是二等奖。
我匆匆扒拉几口饭,约小鸿、小飞同行。他俩换上胶鞋,我还带上电筒。
我们边聊边快步向前,夜色早已深了,电筒光所照之处隐约能看见山间小道,风凉凉的。
快到文艺村下边的龙挨洞时,犬吠此起彼伏,在宁静的乡村之夜里格外引人注意。
上过两道陡坡,几绕几转,右边陡坡外浓雾茫茫,只有右前方煤洞的一两盏灯明确告知我们这是深沉的雾之夜。
我们渐渐地听见铁厂村小传出的凄凄鼓乐,踩着路边、山坡的鞭炮纸屑到达该校。小坝子里的人不多,屋檐处正有一些人围着,偶尔吹着、敲着不知名的乐器。
那间简陋的教室作为临时厨房。我寻找项老师,好一会儿未见到。后来,终于在那间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小屋里,看到了瘦削而疲倦的项老师。很显然,从他惊异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没想到已然这么迟了我还会去。
我紧紧地握住他那双粗糙的手,解释迟来的原因,安慰他节哀、保重。
其时,已然9点10多分,只得匆匆告辞,在深沉的夜色里往回赶。
2006年1月18日星期三阴转小雨
前几天忙于考评太伏小学所辖完小和村小的负责教师、幼教、部门人员,昨晚一人在行政办公室忙到近11点。
为了乘早上7点从太伏至福集的客车而早起,天还没有亮,启动发动机时,仅司机、售票员和我3人,到兆雅时乘客才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