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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篇（第1页）

亲情篇

忆父亲

我梦见了父亲，父亲去世三十年了，居然梦得那么清晰、那么完美。清明节头天晚上，我回到了老屋，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去祭拜父亲。我睡在儿时睡觉的大花**，大花床的架子都被白蚁吃坏，只剩下一个光床墩子和床前宽宽的踏板了。我每次回老屋，还睡那张床。早晨我从梦中醒来，天刚蒙蒙亮。我坐到床沿捋捋头发，环顾四周，没错，是生我养我的老屋，我是梦见了父亲。我再把眼睛轻轻合上，生怕惊扰了难忘的好梦。父亲生前的陈年旧事，音容笑貌，像摁下了快进的按钮，一宗宗，一幕幕，清晰地抖搂出来。

我不敢说父亲是个伟人，但我绝对不承认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至少，在那个年代，算得上一个农民知识分子。父亲去世时五十八岁，刚好，解放前生活了二十九年，解放后生活了二十九年。父亲解放后当了约二十年生产队长，严格地说，是分管生产的副队长，而且分工基本没变过。就是每天敲钟，喊出工、收工，给全村劳力派工，自己带头干活的角儿。父亲一辈子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从没有耽搁农事。父亲的生活习惯几乎几十年未变。很多习惯，像烙在布上的画，深深地刻在乡邻的脑海里。特别是凌晨，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的活动给邻居的印象最深刻。

那时家里没有钟表，父亲总是在第三遍鸡啼后起床，然后开始剁猪草，剁得山响。剁好后放到大鼎罐里煮着，他就去上厕所。父亲蹲厕所和来去厕所的路上，都要高声吟唱，抑扬顿挫，绘声绘色，邻居都听得清清楚楚。只是都听不懂，唱的是啥。有人说，父亲是怕鬼，胡乱唱着，壮胆子。我读初中后知道了，父亲是吟唱“关关雎鸠”，“人之初，性本善”，偶尔也吟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养儿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父亲解放前读过五六年私塾，村里偶尔有同龄的读书人称父亲“先生”。父亲上完厕所，就挑上一担头天准备好的粪便或地沟泥，去打理家里的自留地。路过村后垴时，父亲会敲响一次用半截钢管做的钟，算是起床钟了。那钟，挂在村后垴一棵枯萎多年的古树上，是那个年代指挥村民行动的唯一信号。父亲在自留地里忙乎一阵子，该挖的挖，该播的播，该摘的摘，做完这些，挑上收获的瓜果蔬菜回家。这时，东山尖上，刚刚显亮。父亲回家的路上，再敲一次钟，这就是出工的钟了。然后父亲在全村房前屋后喊上一圈：“男的去东边垄割谷，女子去兔儿墩一斗八扯秧，老人和知青去金挂玉三斗五锄草！”喊完，父亲便拿着镰刀下田割谷去了。

父亲没有当过兵，却把队里那半截钟敲得像军号一样功能分明。早晨天亮前的第一次钟声是起床钟：咚……咚……咚……敲得慢悠悠、轻丝丝的，既提醒劳动力该起床了，又不能惊扰了老幼。半小时后的出工钟是这样敲的：咚、咚咚，咚、咚咚，敲得既亮又激。收工的钟，敲得懒洋洋的：咚……咚、咚……咚、咚……咚。如果有火警或紧急情况就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时间久了，形成了一种钟的语言，指挥着村民的行动。

父亲爱子如命。这点，也许是生活逼出来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独苗传承下来，受尽了惊吓。父亲娶母亲后，生下两儿一女均未满三岁就夭折了。父母亲不堪回首，常说：“丢了几个孩子，胆都被吓破了！”所以养育我们兄妹几个，处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我们兄妹从来没挨过打，也没听父亲对我们或对谁说过粗话脏话。父亲教育孩子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父亲言传身教产生的威严，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父亲很多农活和家务事都不让我和大哥干，在家里扫帚都不许拿。我和大哥在家里帮着做点家务事，他反而会不高兴，说：“大男子汉，没出息！”

农事再忙，他自己累死累活都不怨不叹，也不让我们帮他一把。

那年中秋节，我和大哥一起回家看望父母亲，听说村里分了山柴得几天才能砍完，我和大哥二话没说，拿了柴刀就上山去帮父亲砍柴。谁料父亲见我们去竟发火了：“谁让你们来？这点柴没几日就砍完了。回来就好好休息，有时间多看看书，习习字嘛。

我看老幺（指我），几个字写得鸡扒的一样，字是门楼书是屋，男子汉，写不出一手好字，谁瞧得起呀？”说完，为了不让我们干，他自己也回家不干了！我最对不住父亲的事，就是写不好字。父亲逢下雨下雪，农闲的时候，常常闩上门，在家里挥毫泼墨一阵子。父亲晚年被照顾到知青点当“贫农代表”，五十几个知青，春节写楹联，写会标横幅，居然是以父亲执笔为主。至今，三十多年了，斑驳的墙壁上，或破旧的扁担、簸箕等家什上，仍然残存着父亲的墨迹。丰满圆润的颜体字，仍然透出一种憨厚和稳重。大哥仕途奔波一辈子，退休后还能成为独树一帜的书画家，跟父亲生前的润泽是分不开的啊。父亲总是那样温文尔雅、谦谦卑卑的。父亲称呼人，从不唤“二黑子、细猴儿”之类的乳名儿，更不叫任何人的诨号。称呼三岁小孩，一律只叫学名，称呼长辈在学名后再加尊称。不知学名，就先问清楚再称呼，从不乱呼乱叫。我们兄妹几个，从上学那天起，他也不再叫乳名，只称学名，仿佛标志我们长大了。父亲对我们兄妹几个从不动粗打骂，也不溺爱。

父亲十分勤朴。我们兄妹让他抽稍好些的烟。每次回家，都给他带点新华烟或圆球烟。父亲往往只留几包，招待客人，其余的都悄悄兑换了“一角找”烟，留着自己抽。父亲为了生计，几次死里逃生。我老家是沙质土壤，种植的花生特别好，颗粒又大又饱满。那时没有市场，也不许随便交易，父亲就变着法儿去卖。白天不能卖，就赶晚上去。父亲是用稻草火慢慢地炒花生，直到花生黄澄澄的、香得诱人的时候才起锅。然后，挑着花生在天黑前赶到县城电影院的售票处，不用秤，旧报纸一卷，拳头那么大，一包五分钱，抢着电影进出场那两阵子时间，一担花生就变现了。父亲再挑着空箩筐，唱哄哄步行回家。四十几里地，走回家刚好天放亮，是生产队出工时间。兄妹几个读书的学费都是父亲这样勤扒苦做出来的。父亲从来舍不得花钱搭车，总是步行。那天下午，村里几个男人相伴去县城卖花生，为了节省路费，给司机说了一阵子好话，一个人再出一捧花生给司机，搭上了一辆做水利工程的翻斗车。车行驶十几公里，事故发生了。司机操作失误，将车上的人当石料倒了。花生撒了一路，人也撒了一路，伤的伤，残的残。父亲还好，伤得最轻，只有一只手骨折，两个小脚趾被磨掉了，并不影响生活和劳动。那年修马对驴水库，父亲为了多挣工分，每天出双份工。每天上工地要挤坐一小划子，从北边摆渡到南面的大坝上。那天因为天快下雨了，民工都抢着上船，结果超员了。船工要求下去三个人方肯开船。父亲听话，先下了船，其他人都不肯再下了。船工无奈地开了船，结果船行至水库中央，突然刮起一阵风。风不大，但因大家慌张，船晃悠几下，翻沉了。船上十几个人只有两个人生存下来。

父亲特讲卫生。父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必须洗澡，不能间天，年三十夜都不例外。手脚受伤那阵子，他把手举着、脚跷起来也要洗，且只在堂屋中央洗浴，冬天也无须增加任何保暖措施。父亲洗澡，是对意志的一种磨练。那年大姐夫到家里上门提亲，是个下雨天，他穿着雨靴来的。姐夫没想到父亲晚上会用手电筒去照他穿的鞋，见雨靴有异味，第二天让母亲给洗了，让姐夫把家里的干净鞋穿上。快四十年了，姐夫还记忆犹新，我那雨靴其实并不脏，只是穿过两次稍稍有一点儿味道，没想到一个农民家庭是如此讲究卫生。从此以后，姐夫到家里去时衣着整洁，处处小心翼翼的。其实父亲对我们衣着的质地并没有要求，只要求卫生。特别是内衣和被褥鞋袜之类，不允许有污点和异味。父亲自己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着补丁的，但都很干净。那些年，县里下乡蹲点的干部几乎都吃住在我家里，就是因为父母亲讲卫生。

父亲是在知青点值班时发生火灾事故受伤过重，经过几家医院抢救无效去世的。为抢救父亲，我们兄妹几个的积蓄都花光了，还背了很重的债务。父亲是工伤，但他没提任何要求，我们兄妹也没往那里去想。父亲离开我们没有留下任何话。我在兄妹四个里面排行老幺，父亲去世时我刚参加工作一年时间。我们兄妹四个都工作了，而且干得都不错，这是父亲最满意的，也是心里最得意的。父亲走得那么坦然也许跟这有关吧？我到人间来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那天下午两点钟，我们兄妹几个都站在湖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父亲的病榻前，等待父亲给我们交代点什么，或提点希望要求，哪怕骂我们几句。父亲一辈子没骂过我们兄妹一句粗话呀！但父亲一句话都没说。他用最后一缕爱抚的目光扫视了我们一遍，眼睛一闭，撒手就走了！走得那么干脆，那么坚毅，那么放心！让我们兄妹几个措手不及，后悔不及！父亲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啊，我们兄妹刚刚混出点人样儿，大哥已经提名为副县长的候选人了，那是改革开放后恢复人民政府的第一次换届选举，家境彻底改善了，父亲却离我们而去！没有收下我们一丁点儿付出和回报，哪怕在家里给他过一次生日。父亲一辈子没做过生日。

安葬父亲之前那几日，前来吊唁父亲的亲戚和乡亲很多。

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兄妹始料不及。陆陆续续有乡亲来还钱，一元两元十元不等；有人来还粮票，半斤八两三五斤不等；还有人来还大米、还谷子、还小麦，一升三升两斗，都说是父亲生前借给他们的。还有一位老婶子还来一箩筐谷子，说是1961年借的，这一箩筐谷救了自己一家人的命！已经过去十八年了，她几次还来，父亲都不让还，说她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等粮食富足了再还。“兄弟现在走了，人死这笔债不能烂啊！”说完，跪在父亲灵前失声恸哭。面对这一切，我们兄妹默然相觑，不知所措。原来我们逢年过节给父亲三元两元，或几斤粮票接济生活，他都没用；给他买的稍好一点的香烟，他都没舍得抽，换成了九分钱一包的红花烟。父亲一分一分、一两一两地撙节下来，帮助穷困到极限的乡亲渡过了难关。父亲没有能力恩泽四方，却用微薄的力量积蓄了那么多的恩德，让我们后人享受不尽啊！

父亲被安葬在家乡的群山之巅，村里用了两班健壮的八仙，才把父亲送上去。父亲安葬在那里，是村里几位长者的意见。那里可以鸟瞰全村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与乡亲们永远在一起。

清明节又快到了，父亲，我一定来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