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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旧邦新命 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第1页）

第三节旧邦新命：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

中华文明复兴

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夙愿，民族复兴的本质正在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中华固然是世代相传的“旧邦”，然其冉冉升起、不可阻挡之发展态势已然宣示了实现文明复兴的“新命”所在。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复兴，必须于“前提”处着手，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叙事；必须于“目标”处着意，聚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于“途径”处着力，开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文明智慧。

一、于“前提”处着手，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叙事

只有对文明历史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伟大民族才有资格谈复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蒙尘受辱的至暗时刻到迎来伟大复兴的熠熠曙光，用了将近二百年时间。这近二百年的历史片段可以看作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一个缩影：中华文明一次次从低潮中崛起，逐步进入了领先的发展节奏。但不同于以往的是，“第二个结合”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而非走向复归，不是以海晏河清的王朝盛世为参照，而是旨在创生出超越西方文明的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开辟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成之日必将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实现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然而，中华文明复兴叙事构建受到一系列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亟待正本清源，这也是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复兴的前提所在。

首先，必须坚决反对以复兴儒学“正统地位”为圭臬的“文化复古主义”论调，厘清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宗旨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诚然，实现中华文明复兴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至战略层面，但不容忽略的是，文明复兴不等于文化复古，“孔孟之道”绝无成为中华文明复兴指导思想之可能。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是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并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文化，只能作为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文化资源。

其次，必须坚决反对过分强调儒家文化和汉文化的“传统文化窄化论”，澄明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要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性阐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之广大远超儒家文化的范畴，例如，主张“相爱”“非攻”的墨家思想，主张“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等。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虽然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只有以全面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才能避免陷入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思维陷阱，最大程度地发挥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复兴的现实成效。

再次，必须坚决反对忽视历史和现实条件变化的“简单融合论”，明确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关节是确保“第二个结合”不流于表面、不生硬僵化，也不脱离实际、不无的放矢。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复兴需要校准思想上的航标，既不能教条式地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寻章摘句，专注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似处的简单“说理”；也不能落入实用主义的窠臼，处处根据“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裁剪现实。只有从“有机结合”入手，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求同存异，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构建性关系，为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积淀文化力量。

二、于“目标”处着意，聚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的复兴必然要落实到“现实的个人”之上。人民是文明的创造者，因为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的出发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吃喝住穿等最直接的生存需要的同时，已经迈出了创造文明的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分工的细化推动了人的劳动创新与交往互动，继而构建起各种文明领域。但是，随分工而来的私有制催生出“虚假的共同体”，致使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成为文明的构建主体，而作为文明创造者的人民则依附于统治阶级。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愈演愈烈，尽管人在资本的推动下以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方式破除了对上帝和地主的依赖，却塑造了新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复又坠入拜物教的深渊。由此，资本成为文明构建的主体，异化后的人遮蔽了真实的资本，无穷无尽的危机在现代文明的光环之下暗流涌动。有鉴于此，对于现代文明的估价绝不是看它创造了什么样的物质奇迹，而是看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从“第二个结合”中走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人的发展状况作为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尺度，始终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出了高度的契合性和互补性。

在人性论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将人性之凸显理解为人的社会性对作为肉体存在物的人及其自然属性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承认“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而人性作为应然的预设，它的充实在社会层面的表达就是理想社会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建成承载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必要组织形式——自由人联合体。无独有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人性同样只能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诚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相应地，这种人性论所预示的理想社会的愿景，即人人达至“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大同社会”。由此也可以理解，何以有学者言称“马克思主义者和儒家在其相信人能达到完美的境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了。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人的历史解放，亦即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的本质”的“真正的现实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殊异于这一强烈的现实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向”性格决定了其走向“大同社会”的方式是“向内求”，而在天人关系的处理上将基点放置于人类社会，在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将基点放置于自我的改造。正因为如此，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复兴，必须于完美人性的塑造处下功夫。可以想见，富含“知耻”“明礼”“行仁”等正心修身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度重视人的社会性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将极大地提升社会文明程度，造就新的更高层次的现代文明。

三、于“途径”处着力，开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文明智慧

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离不开借鉴中华文明历史上各政治和社会活动主体成败得失的本土经验，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其兴也勃焉”多是由于统治集团创业初期在生存压力的倒逼下能够顺应潮流、励精图治，遂至民心归附、功业大成。“其亡也忽焉”则多是由于随着环境的优化，统治集团往往沉湎享乐、昏庸无道，终致祸乱并生、人亡政息。概言之，中国历代王朝无力打破治乱兴衰“魔咒”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集团无法长久地保持自身先进性，此种情形下，中华文明也只能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日渐消沉。然而，历代王朝却不乏对实现皇图永固、帝道遐昌的思考和尝试，留下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论语·为政》），“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论公平）等古训箴言。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找到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两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科学答案，推动实现中华文明的涅槃重生，正是由于开掘出了蕴藏于中华文明血脉深处的思想智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言，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然对实现文明复兴带来新的考验，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复兴也必须围绕这一途径持续发力。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主心骨，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其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制胜法宝。从本质上看，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个人正心修身的强调虽不能等同于“自我革命”，但无疑与之具有融通之处。一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反躬自省，曾子就曾有过“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训诫。自省的目的是自新，即在日常的反省中实现自我进步，继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这就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德政的注重以及对广大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强调具有高度一致性。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知行合一，认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力图以“知”与“行”的辩证互动促成“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这就与中国共产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理论学习中“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的思维理路本质相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居安思危，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系辞传下》），从侧面强调安身立命需时刻惕厉内外风险。而未雨绸缪的根本只在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自身永不停歇的发愤图强化解各种风险挑战。这就与中国共产党号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在踔厉奋发中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相互契合。由此可见，以“第二个结合”开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文明智慧，就是要充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的正心修身价值理念，使之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的重要价值取向，防止其出现功成名就之后的精神懈怠问题，促使其养成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品格，从而补足精神上的“钙”，挺直精神上的“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