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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第1页）

第二节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一、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上给予马克思主义坚定的文化支撑，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

（一）辩证唯物主义有了中国传统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支撑

宇宙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根本的看法。“唯物”还是“唯心”、“辩证”还是“形而上”，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宇宙观。在这一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坚定地站在一起。辩证唯物主义与朴素唯物主义高度相通，辩证唯物主义有了中华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坚定的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唯物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论等方面的相通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文化土壤，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思路方法，使我们能够熟练掌握、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这些都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系统论、两点论与重点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典范。

（二）共产主义理想有了中国传统天下关怀的文化意蕴

天下观也可以说是古人的世界观，是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主张。天下为公、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与美好憧憬，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公天下、均贫富的价值理念特点，同科学社会主义要求公平地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价值立场及价值标准具有高度契合性。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矢志不渝接续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价值追求和实践要求，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并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具体目标。传统天下观对外主要是实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记载，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种超越地域、民族、政权的四海一家思想，同马克思强调的建立在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主张是高度一致的。正是在这样高度契合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动**不安的世界增加了稳定之锚，形成了造福世界的“发展带”和惠及人类的“幸福路”。

（三）马克思主义“和解”思想有了中国传统和合社会观的文化滋养

社会观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总观点，是指导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和价值标准。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天下和、民心安，推崇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社会交往之道。“讲信修睦”是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写照，其背后体现的是“和合文化”。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理念早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底、牢牢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潜移默化影响和塑造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构建和谐美丽的社会同样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等主张的当代体现。在讲信修睦的传统理念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解”的理论高度契合进而相互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创造性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文化滋养，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思想，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破解了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困境，避免了人自身异化的风险，实现了家庭、社会和政治空间的多维和谐，也创造了一种由近及远的同心圆式的和谐，即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多层级和谐，从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真正人的道德”有了厚德载物的文化内涵

道德观是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的统一体，是人们在道德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关系及处理这种关系的准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等都强调了人的德行要像大地一样宽厚，方能容载万物；而道德涵养深厚的人，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纯真质朴。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高度重视人的德性。马克思主义对个人道德的要求，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认为道德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具有阶级性。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阶级会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马克思、恩格斯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倡导的道德，认为资产阶级道德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有“超越阶级对立”的“真正人的道德”。这种超越阶级性、人与万物和谐统一的道德观，是无产阶级需要实现的大“德”。这两种道德观的契合结合，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中华文化的深厚滋养，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成为中华传统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道德观高度契合、相互贯通融通的生动实践和真实写照。

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不同于其他西方文明以“高级文明”的姿态来改造、颠覆甚至消灭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拯救危局的良药而被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和颐指气使的指挥者，它以中国大众能够理解、听懂和运用的方式贴近人民生活，扎根中国大地。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对教条主义的清算和批判后，才彻底与中华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在外国强势文化入侵下被认为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根本原因的中华文化也彻底扭转了被唾弃、被践踏的“文化蒙尘”命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被激活、被再创造，形成了中华文化一个个新的高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和时代化。

（一）从民本到民主

中华文化里有丰厚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是现代人民民主理念的历史根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古代圣贤早在数千年前就已提出一系列关于民众地位的重要观点。例如，“民惟邦本”强调了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保障民众的利益，国家才能得到稳固；孔子则强调“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表达了君主应当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了民众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的支持。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民众的地位。

但是，仅仅停留在民本思想是远远不够的。一是民本思想忽略了民众的主体性，民众往往被看作愚昧无知的存在，不具备参与政治实践的能力，在政治活动中并没有真正的主体性。二是民本思想并未为如何实现民本提供路径，以民为本一般只停留在口头上或内心里，行动上却没有系统实现的途径，也无实施的保障。中国共产党批判性地继承了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推翻压迫人民的专制制度，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民本实现了向人民民主的转变，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得以落实，人民被置于发展进程的核心地位，“人民至上”成为最高原则并通过一系列制度体制得到保障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实现了向人民民主思想转变的质的提升和飞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新的形态出现在新时代。

（二）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几千年来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内心信念。在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在保持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也展现了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一体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已经用实践证明，无论是战乱时期还是繁荣时期，这一传统都在中华儿女身上体现了出来，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动力。这一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基调，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基因，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没有采取国际盛行的联邦制或邦联制，而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传统，建立了单一制的国家政权形式。这一制度是对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我们党还根据各民族历史传统和民族特色，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状况和发展实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顺应中华民族内部凝聚的趋势，承袭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理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更加强调民主和集中、多元和一致、表达和共识等的有机协调，涵盖了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思想统一等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治理挑战时，围绕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建立起了系统完备的政治制度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把九州共贯的思想成功提升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万物并育”思想，从个体做人做事的道理到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哲学智慧，都主张各个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通过调和、融通不同事物间的组合关系，可以在对立统一中达到和谐状态以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强调万事万物共存、共赢的发展理念，体现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底色。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与和谐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养分。结合当代实际，我们对“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和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是指人与天道相合的状态，强调人修行的目的是“绝圣弃智”，打碎加于人身上的藩篱，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天人关系有“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色彩。但我们挖掘、激发和紧紧抓住其生态和谐的思想，摈弃其神秘主义的内容，升华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观，创造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重大论断，发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全球倡议，赋予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当代主要成为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代名词。

（四）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解释共同富裕的文化根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施政理念，“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以及“贫富有度”“与天下同利”等社会公平思想与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

“富民厚生”思想自古以来虽然非常丰富，但并没有成为中国历代政权追求的核心目标。“富民”是出于富君主的考虑，“厚生”是出于稳定政权的压力。一旦人民生活水平稍微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富民厚生”的动力就严重缺乏。新时代我们把“富民厚生”思想升华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提出物质上富裕不落下一个人、不落下一个民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在物质富裕的同时，还要在精神上共同富足，这大大拓宽了“富裕”的精神内涵。传统的“富民厚生”思想升华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