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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进修学习（第1页）

第三部分进修学习

第一次进修

什么是如饥似渴？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师生读书的劲头就是如饥似渴。学生在不遗余力地读书，老师们在寻找一切机会充电提高。可以这样说，进修、研讨、读研是教师工作后的三部曲，是必选项。上海、北京、西安等地的老牌高校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进修班、研讨班和培训班，一方面满足不发达地区高校教师学习进修的需要，一方面增加学校和教师的收入。寒暑假前，各种进修班、研讨班、培训班、学术会议的通知如雪片一般飞来，学校会竭力筹集资金，支持老师们走出去开眼界、长见识。

1986年5月的一天，我在若干个来自外地大学的办班通知中选择了上海大学文学院举办的一个文秘方面的学习班，获得系主任同意后报了名。上海是大都市，是繁荣繁华的代名词，到上海学习，我欣喜万分。就在去外地学习的前几天，学校党委书记古彦刚同志召集各系辅导员开会，听取学生工作汇报。因为突然接到通知，大家都没有准备，只能即席发言。我把自己如何当班主任、如何做学生工作的情况做了简要汇报，也谈了体会和感受。过了两天，党委办公室的杨老师通知我上交一份工作总结。又过了几天，学校召开团代会，我竟然是校团委专职副书记候选人！这大大出乎我的认知和想象。6月初，学校的团代会一结束，我把1984级化学系班主任的工作交给王全林老师，准备去进修，进修结束我就要去新的岗位了。那天早晨，天微亮，我们乘坐班车从固原出发，晚上六七点钟到达西安，在西安汽车站等候一夜，次日乘坐西安至上海的火车开始了近二十个小时的旅途。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也是第一次乘坐火车走这么远的路。

教务处的王锦才老师也报了这个班，我们结伴同行。一路吃着馒头、饼子就咸菜，一路结识了来自各地的旅客，一路好奇观望，一路景色各异，一路欣欣向荣。大家聊见闻，聊生活的变化，无不有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期盼。每到车站，人们呼啦啦下车、呼啦啦上车，你推我搡、匆匆忙忙、不分昼夜，要么去开会，要么去打工，要么去做生意卖产品。我们要坐到终点，不用担心错过下车，安心地坐着聊天、坐着睡觉。火车穿过崇山峻岭，跨过大江大河，奔驰在江南水乡。领略着绵延不绝、千姿百态的大美江山，我感慨万千：世间事，百闻不如一见。

到达上海火车站，转乘公交车来到美佳酒店。美佳酒店往西约一公里便是上海大学文学院，学院不向学员提供住宿，推荐我们住在美佳酒店。客房里有六张床，床位价格非常便宜。我和王老师在这间屋里住了四十多天，属于常驻。其他四张床位几乎每天换人，晚上住进来，早晨就走了。住在一起时间较长的便是来自宁夏的朋友。一次是来自宁夏出版社的两位，他们到上海参加会议，住了三四天。一次是来自自治区民委的一位副处长，他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看望宁夏委培的少数民族学生，住了三四天。因为是同乡，又同屋共住，我们很快熟络起来，东南西北聊了不少。后来我到银川工作，又见过他们，那位副处长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口碑很好。

巧合的是，我们在美佳酒店住了十多天后，数学系与我同级的同学任军也住了进来。任军毕业后分配到泾源县教书，一年后返回吴忠。他在银川老城南门最热闹的地方开了一家西餐馆，美佳酒店是合作方，为他的西餐馆提供技术支持。他这次带着人员来培训。我吃不惯阳春面，吃不惯少盐没辣椒的饭菜，在餐厅吃饭主要吃白米饭，逛街时把雪糕冰激凌当饭吃。知道任军搞餐饮，便将吃饭的事说与他听。他来上海已经好几次了，知道有一家西北菜馆，带着我们去品尝，他请客。这是一个小饭馆，菜的样子与家乡的差不多，味道却是甜的。唯有一个酸辣汤好喝，我们很快就把一盆汤喝完了。任军安顿好培训的事，便返回银川，我们再没有去过那家西北菜馆。渐渐地，我也习惯了上海的饮食。后来我到银川出差，去过他的西餐馆。餐馆位于一度被叫作小吃街的地方。这里餐馆、商铺林立，是当时银川最热闹的地方，经营西餐的好像只有他一家。

说到吃饭，便想起了粮票。那时候到过上海的人都会说起上海的半两粮票。我见到半两粮票的时候也十分惊讶。半两粮食能有多少？半两重的食物能吃饱肚子吗？半两粮票意味着购买粮食类商品时可以计量到0。05斤，也可以单独购买一份0。05斤的食品。在我的家乡买菜、买食物，一般都是论斤买，新疆伊犁师院的小张说，新疆人论公斤买，或者成捆成堆地买，上海人不仅论半两，还论个、论块买。我和王老师在淮海路转街，天热口渴，便在街头摊点买西瓜吃。西瓜被切成一块一块的，一块西瓜也就一两重，我们每人吃了三块后还要吃，卖瓜人惊讶地说：“你们还要吃啊？”我说我们一般把西瓜切成两半，一人一半抱着吃，他摇头表示不可理解。

美佳酒店对面几百米处便是著名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学院的游泳池就在酒店的门口，我们下午或者周末可以去游泳。我从小长在黄河边，会耍水。来自南方的同学鼓励我游泳，我说我的游泳姿势不标准。他们说，姿势可以慢慢学，关键要敢于下水。游泳池的水清澈干净，这是我对泳池最初的认知。也许你会觉得可笑，实际上，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真的太多了，面对80年代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对大都市的花花绿绿，每个所见所闻几乎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像电影里的快镜头，唰唰唰地从眼前掠过，确实有些应接不暇呢。师专英语系的毕业生每年都会有到上海外国语学院读本科的，正在这里学习的关晓琴和孙丽娟专门来看望王老师。她们能通过考试竞争到上海著名高校深造，我格外羡慕。

文学院的课排得很满，有专业老师讲，也有社会上的专家讲，还有从事文秘工作的机关干部讲。课讲得很好，但留在我记忆中的东西已经很少。学校安排到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在黄浦江上乘船的记忆犹新。利用周末，我和王老师到南京参观了中山陵，到杭州游了西湖。最难忘的是天气。老天爷变幻莫测，突然间雷声大作，大雨倾盆而下，忽然又风停雨住，晴空万里。火车里又闷又热，打开窗户，耳畔吹过的风热得烫脸。我瘦耐热，王老师胖，汗流不止，身上有几处捂得发红，快要溃烂的样子。在去往南京的火车上，巧遇中文系的南矩容老师。他穿着长裤外套，身上已经有几处热伤痕。我建议他抹些药膏，下了火车赶快换上短裤背心。他似有不情愿。南老师是1961年陕师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一直从事教学和研究，常常被学术团体邀请作学术报告，他觉得穿着理应整齐。我理解他的行为与心情。

四十多天很快就过去了，都来自高校，语言沟通无障碍，西北的同学走得更近一些。结业时，我们依依不舍、互道珍重。延安大学的胡老师也是系秘书，把他一位刚刚调到宁夏某厅局工作的同学姓名和电话写在我的培训班通讯录上，告诉我找机会去见见他，也许会成为好朋友。直到十二年后的1998年，因为工作关系，胡老师的这位同学到我的办公室。虽然一直没有联系，但他介绍了自己后，我一下便想起曾经写在通讯录上的那个名字。他不知道有人向我推荐了他。说到这个缘起，我们都很感慨，胡老师的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胡老师介绍的朋友却与我接上了头。正如胡老师预料的那样，他的这位同学成了我的朋友，后来我们又成了同事。

第一次进修，也是第一次到上海，到东部沿海地区，我收获满满。20世纪80年代，上海虽然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上海孕育着勃勃生机。就在这一年，一个外国人的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53年，哈佛大学出版了美国地理兼历史学家罗兹·墨非教授的书《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墨菲之前在中国工作了四年，随后他又做了深入观察与研究，他认为上海的发展和演变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钥匙。正当作者对其三十三年前的观点表示怀疑的时候，有人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此刻，上海开放发展的大幕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