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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转身休言女子非英物(第3页)

1932年,董竹君曾因政治关系被捕入狱。释放后,夏之时又到处造谣说董竹君是共产党员,还写信给范绍,让他找机会将董竹君淹死,范绍找杨虎商量,杨虎不同意,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全国解放后,董竹君的女儿国瑛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探望杨虎,杨虎才同她起:“你妈妈非常聪明能干,但是你父亲实在糊涂。”1960年范绍才亲口告诉董竹君这件事情。

1834年,五年期限已到,夏之时在上海见到了董竹君便开始冷嘲热讽问道:“五年间成就如何?感想又如何?”董竹君回答他,成就没有,感想倒挺多的,她想如果当初嫁了一个上战场打败仗军人,那生活负担可真重。夏之时知道她话里有话,却一直回答不上来,只好又提出,只要同他回去,便拿钱给董父亲治病。董竹君听后更是坚定的回答他:“我们还是离婚的好。”

正式离婚的前几天,夏之时对董竹君着实比以前好许多,可这都是障眼法,骗不了董竹君。

几天之后,两人终于去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伯申是夏之时的朋友,五年前也帮夏之时劝过董竹君。签字前李伯申问董竹君有什么条件?董竹君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分别是,第一:离婚以后,孩子的父亲不能像分居时言而无信,讲好给孩子汇生活费却分文未给。孩子的父亲是有钱人,她希望他能遵守承诺,让孩子们长大后也知道有父亲的存在。第二:董竹君要是出什么意外,请孩子父亲念在多年的夫妻情份上,继承董竹君的愿望,继续供她们完成学业。

正式签订离婚协议后,李伯申不由得向董竹君感叹道:世人都认为他们是一对颇为恩爱的鸳鸯鸟,谁曾想如今分开得这样决裂。董竹君苦笑,曾经无数日子不过是琴瑟失调,同床异梦罢了。

夏之时这时候也走过去,表现出颇为感动的样子想董竹君伸出手,说道:“你的风度着实让我感动,我今天才知道你的人格如此,你放心,你提出的要求我完全可以做到。”董竹君朝他讽刺一笑,夏之时所感动的无非就是自己没拿夏家一分钱罢了。董竹君大步走出律师所,只觉得心情格外舒畅,仿佛吸一口空气都是香草味的。

这样的结局便是董竹君所希望的,董竹君在心里暗暗地说道:愿彼此今后各自安好。

3。繁华过后的倔强

我们的生活轨迹就像一个时钟,从起点转到终点,再转一圈,又从终点转到起点,周而复始,起点亦是终点。兜兜转转,我们还是没能逃开命运的梦魇。

董竹君从上海到日本,到四川,最终回到上海,这一路上,命运给她画了一个圆,庆幸的是,那圆里装满了董竹君这些年在路上收获的知识,见解。在这里,董竹君才开始真正的浴火重生。

分开之后冷静地思考了和夏之时之间的种种,得出这并不是偶然,也绝非悲剧,至少对生活来说这是一个解脱。一段锈迹斑斑的感情若再继续下去,结果只怕会更糟糕。在这件事情上,董竹君的处理方式绝对是正确的。同时,董竹君也明白,一家人又要过贫穷的生活了。

此后,董竹君致力于陪养孩子和社会活动中。无奈和夏之时分开时董竹君真的分文未收,如今只能靠典当继续生活了。

董竹君面子薄,和夏之时在日本这样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董竹君都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回了国在这个她长大的土地更是面红耳赤。董父体谅她,大部分都替她去当。有一次孩子的学费实在是付不出了,董竹君一咬牙,厚着脸皮便自己拿着一包衣物去当铺。

董竹君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到了门口还在外头站了许久,迟迟不敢进去,内心满满的羞愧感,心跳也不住的加速,仿佛这手里的东西是她偷来的一般。

最后董竹君又四处张望许久,确定没有人看着她了才抬起脚急急忙忙地走进当铺高高的柜台前。许多同她一样要当东西的人都把东西举得高高的喊价钱,到董竹君时,掌柜的打开包袱一看,发现里面全是上好的衣料,于是故意开口问她相当多少钱,好按着她的价钱再往下压,免得自己一下子给高了。

董竹君出价五十,掌柜的便立刻压到三十,还说这已经是很高的价钱了。董竹君没辙,只好拿着三十回了家。其他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董竹君,思考着她到底当了什么得了这么多钱,三十元在当时的社会里可以让一个平常的百姓家庭生活好几个月了。

又一次,家里又缺了伙食费和另一笔费用,听说过董竹君与夏之时事情的人见到董竹君总忍不住问她:你生活这么艰难,为什么不回去找夏之时呢?这样负担也少许多呀。每至此时董竹君都只是微笑着回答:“夏之时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董竹君宁愿让大女儿国琼把大提琴拿去抵押换钱,也不愿找夏之时。十五岁的国琼呆呆地看着大提琴许久,又回过头看看母亲,最后披上大衣拿着琴出门去了。

董竹君站在门口,看着孩子提着提琴离去的身影董竹君心里不住地被刺痛了。国琼读的是音乐专科学校,大提琴是她音乐学习科目里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一刻,董竹君想到了那个年纪的自己,生活也是如此艰苦。

国琼拿了十几块钱回家,懵懂地问母亲,是不是当少了?当时柜台上的掌柜问她想当多少,她太矮了,很费力把提琴放在柜台上,就看不见掌柜了,也不敢吭声。在她心里,这把大提琴是不可能才值这十几块钱的,母亲拿出去的那些东西换回的钱也不够衣服本钱的一半,她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规矩,于是问了母亲。

看着孩子清澈的眼眸,董竹君心里非常后悔让女儿去当乐器,但丝毫没有想到向夏之时求助。只想着得赶紧想办法把大提琴赎回来。董父多在这方面打的交道较多,自然也就多明白各个规模的当铺的规矩,于是董竹君找到父亲,打听了国琼当掉的大提琴的期满时间。过程中听父亲讲起各种门道,不禁感叹,当铺,押头店老板们越有钱,穷人们就越穷,那些吃喝嫖赌的有钱人都是踩在穷人的头上逍遥,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做噩梦吗!

从小董竹君就切身感受到什么是饥饿,贫穷,侮辱,不公,在夏之时家中又看到什么是压迫,堕落。这件事情之后,董竹君越发坚定自己为革命事业作贡献的理想。她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她浅薄的意识里始终认为着,对老百姓好的东西才是对的。

她的父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被外国人欺辱,那时候她就对外国人恨入骨髓,后来听说了满清政府如何迫害人民,反而对洋人百般讨好,董竹君也对满清政府切齿痛恨。她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真正独立富强起来,希望女性能在社会中得到平等与尊重。辛亥革命开始时,董竹君支持夏之时的一派的党员,因为他们出发的目的真正是为了民主富强。

可后来,这些党派大多改变初衷,一个个成为祸国殃民的毒瘤。后来听说共产党都是真正为人民奋斗的党派,董竹君开始关注共产党,才了解到事实和文兴哲说的一致。共产党为贫苦人民而战,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战。

这是真正正义的党派,是董竹君敬佩的党派。可就是这样的党派,却被蒋介石等叛变的国民党人大肆追捕,杀害,想到这里,董竹君是痛心的。同时,她对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有了明确的目标。

不久后,经过张景卿的介绍,董竹君认识了两名四川女共产党员一个是口才极好,重情重义的郑德音,另一个是沉着冷静的蒲振声。董竹君又通过郑德音认识性格刚强的热血少年郑志,又名郑沙梅。与郑德音,浦振声初次见面,两人开口便说:“听说四川有位叫夏之时的都督的太太带着儿女门离家出走,着实轰动了成都呢,各家报社都登载着,我们二人这才托张景卿介绍这位奇女子认识认识。”

董竹君听后只觉得二人非常亲切,把自己离开成都的前因后果都同她们讲过一遍。二人听后对董竹君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更多的是佩服她的勇气,在这个男强女弱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本就低下,像董竹君这样的女性实在少见。

随后她们同董竹君聊到书籍,问董竹君平时都看些什么书,还给董竹君送了许多进步的书籍。

董竹君细心研究这二人送的书,从其中一本书中明白为何自己做母亲时总要发脾气的原因。看哲学书时常因与书中观点感同身受而激动得睡不着觉。

董竹君许多朦胧的观点在在这些书籍中被证实,报效祖国的理想在书籍的熏陶下日益加深。她开始能思考日本明治维新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弊端,这些书籍的确让董竹君受益不少。再见到郑德音,蒲振声二人时,董竹君便向她们提出想加入共产党,和她们一起革命。

二人听后非常高兴,但建议她应该先回四川找夏之时拿一笔钱出来养家,稳定了经济才能放心干革命。董竹君听后立刻否定她们的想法,她觉得既然自己已经离开夏家,便绝不可能再为了钱回去找他。再说,以夏之时的性子,她若是回了四川,还能不能出来都成了问题。两人听后也不便再出声。

1930年一天傍晚,伴着西边残留的丝丝昏黄,郑德音把董竹君带到法租界的一条弄堂里,进了一座石库房子,走进左厢房内,董竹君看见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黑黑瘦瘦,戴着眼镜的男人坐在书桌前面,经郑德音介绍才得知此人姓李。

李先生见到董竹君便非常严肃地询问家庭状况,例如家庭成员,经济情况,工作情况。董竹君把实情告诉他,并解释虽没有找到职业,但以后想去教书,有可能的话,教书之余还想经商。那人听后神情依然严肃想董竹君提议道:暂时不入党。

最后让她考虑三天,三天以后再谈为由打发了董竹君。董竹君当时心里是失望的,但入党的那份决心仍旧不减,三天后董竹君回去赴约了,可李先生却不见了。

当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期,郑德音、蒲振声二人都说找不到人,李先生已经失去联系。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他们被迫经常搬迁,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家常便饭。

郑、蒲二人料到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上海怕是不宜久留,于是便急忙告别董竹君。临行时还劝她不妨照李先生说的试试,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分手后,董竹君整日无精打采,总觉得要出什么事情。不出她所料,不久后,蒲振声的妹妹告诉董竹君:“她姐姐与郑德音被捕入狱,现姐姐已死在狱中,郑德音还未出来。”

听到这个消息,董竹君心里极其悲痛。此后,她于郑德音弟弟沙梅,蒲振声妹妹常常往来。有一次冬天,董竹君正要出门,沙梅在门口撞见她,说有困难,董竹君二话不说便把脖子上的狐狸皮围脖拿给沙梅。让他去当去抵押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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