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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长书香墨色里的缘分（第4页）

因此，教育，也就代表着社会地位，尤其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更是希望家中的子弟能够在科举中高中，为家族光耀门楣。无论是否能够获得一官半职，都会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即使屡试不中，至少也能拥有文人的风采。

当西方的思想传入中国，仿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中国的学子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开始逐渐摒弃传统教育中部分腐朽的思想。张幼仪的二哥极力反对为妹妹缠足，就是因为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在日本留学的二哥和四哥，等于迈出了通往人生坦途的第一步，留在家中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因为家庭的艰辛失去教育的机会。当梁启超提倡新式教育之后，张幼仪的五哥和六哥便进入了新式学堂，除了传统的儒学思想之外，还有机会学习地理、物理等全新的科目。

他们还曾经排着队购买梁启超的报纸和文集，也正是从那时起，“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中国人的思维中逐渐萌芽。远在日本留学的二哥，还曾经加入过梁启超的政党。

忧伤容易让人迷失，这份情绪会久久地在脑海里徘徊，脆弱的心承担了太多无奈。总是有人会叹息命运的不公，然而在忧伤中，人们能做的，并不仅仅是一声叹息，如果选择狼狈逃窜，最终只能是遍体鳞伤。

有人在艰难中选择了认命，可张幼仪的父亲不甘心向命运妥协，他坚定地认为，教育可以改变子女的命运，家里请来的教书先生，就是孩子们未来的希望。

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家中的男孩子们就要在长长的桌子旁边，坐成一排，开始上课。张幼仪和姐妹们如果不需要帮母亲干活，也可以坐在桌子旁边一同学习。不过，教书先生对待女孩子，不像对待男孩子那样严格。

张幼仪只在教书先生的指点下，阅读和抄写了即便类似《孝经》和《小学》这样给小孩子读的书，这仅仅是教育的入门水平。而哥哥和弟弟们不仅需要抄写和牢记这些书，还要能够背诵《论语》和《中庸》这样的文字。

虽然重视教育，但父亲却认为，女孩子只要能够认得一些字就可以，最重要的，是对她们的道德培养。所谓的“道德”，其实是一些教育女子懂得“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的内容，除此之外，女孩子只要懂得帮母亲干活就好。

张幼仪时常能听到兄弟们在课桌旁边大声朗读的声音，越是希望记住书中的文字，他们的朗读声就会变得越大，有时候，先生会随便叫出他们中的一个起来背书，他们似乎并不害怕被点到，反而希望由自己来朗读或者背诵。

不过，如果背书背得好，才可以坐下，如果背得不好，先生就会罚他们抄书，直到背下来为止。有时候，张幼仪看到兄弟们接受惩罚，她会感到无比心疼，可却从来不敢上去阻拦。因为，即使能够躲过先生的惩罚，父亲的惩罚还等在后头。

她对父亲的意愿从来不敢忤逆，因为父亲是家中的权威，她也知道，父亲对儿子们的严格，是为了让他们的未来更加明朗。

父亲虽然忙着赚钱养家，但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对儿子们的学习进行监督。每天早上起床穿衣服时，父亲都会叫来其中一个儿子，点燃一炷香，让儿子跪在香前背书。什么时候香烧完了，背书才能结束。

张幼仪还记得自己的八弟，为了让香快点燃烧，一面背书，一面在那里对着香哈气，因为自己背书背得不熟，所以想要早点结束。

小孩子大多贪玩，尤其是张家的男孩子，才四五岁就开始跟着先生读书。家人不愿意让他们像其他的小孩子那样玩玩具，即时年纪还小，他们也被当作一个读书人一样，被要求举止和言行得体。

张家的长辈认为，读书人不能沉迷于玩乐，更不能沉迷于赌博。祖母曾经给张幼仪的父亲和母亲讲过“孟母三迁”的故事，故事中，孟子的母亲为了不让孟子被周围的环境影响，养成不良的习惯，于是搬了三次家。第一次是看到孟子在丧礼上玩耍，于是把家从墓地旁边搬走；第二次是看到孟子学着人家卖肉的样子吆喝，便把家从市场附近搬走。直到住到学校附近，才终于找到了一处适合孟子读书的居住环境。

为了不让孩子们接触到与赌博相关的事情，每当母亲在房中打麻将时，都会将几个儿子从房间里赶出去。

可是，小孩子总有好奇心，枯燥的书本无法让他们完全集中经历，坐在课桌的旁边，心却已经飞到了外面玩耍的小伙伴身旁。有时候，趁着先生不在，他们也会偷偷溜出去玩耍，可是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受严重的惩罚。

二哥和四哥小时候，就因为贪玩，被父亲重重惩罚过。那一次，他们假装要去厕所，得到先生的准许后，他们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在茅坑上面搭了一块木板，偷偷地掷骰子玩。正巧母亲从厕所经过，听到里面有叮叮当当的声音，还有孩子们的吵闹声，进去一看，两个儿子正在那里掷骰子掷得不亦乐乎。

母亲当时就发了火，两个儿子不仅逃课出来玩，还偷偷在厕所里赌博，她在窗外大喊了一声：“你们在那里搞什么鬼？多丢人啊！还不赶快马上回去上课。”

因为担心儿子们学坏，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以后大怒，要狠狠地惩罚两个儿子，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必须背诵出五十首诗才行。后来，在祖母的劝说下，张幼仪的两个哥哥才免于父亲的惩罚。祖母也告诉张幼仪的父亲和母亲，小孩子只有接受正确的引导，才能免于误入歧途。

因为张幼仪是女孩子，所以父亲从未对她的教育进行过严格的要求。张幼仪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有学问的女子，她不仅有好多字都不认识，甚至不会写出一手漂亮的书法。她也曾幻想过，如果自己有足够的学问，就可以像别人那样用文言文写文章。可是，这一切终归只能是幻想，她依然是一个曾经缠裹足，只接受过“三从四德”教育的传统女性。这一切，都为将来徐志摩对她的嫌弃，埋下了充足的借口。

即便在后来的生活中，张幼仪认识到自己的传统思想不如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女子有魅力，然而，当徐志摩爱上了老师儿子的女朋友，她还是觉得这违背了“五尊”教育中对老师的敬意。

逆境中生存，更能获得对生活的领悟。艰难的生活，似乎为未来需要面对的一切打下了基础。因为曾经失败，所以更懂珍惜，将忧伤与凄凉埋藏在心底，从此学会步履从容。

命运被姻缘捆绑

当岁月漂染过青春的矜持，当女孩子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一根姻缘的红线就会牢牢地拴在她的手腕上。红线的那一头，是她的丈夫，红线牵起来的，叫做婚姻。

那个年代，许多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姻缘的红线牢牢捆绑，就像张幼仪的父母，还未出世，便已被定下终生。

年轻的女子，都曾在心中对未知的爱情浅吟低唱，在心头编织着多少不离不散的故事。然而，有时候，姻缘的红线那头，牵扯的是一抹忧伤，一抹离愁，被姻缘牢牢捆住的女子，仿佛只能将婚姻当作孤注一掷的赌注，一不小心，输的就是全部的情感与年华。

张幼仪九岁那一年，二哥和四哥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家人眼中，两位哥哥已经是可以独当一面的成年人。四哥因为在日本学习经济学，又生性成熟，于是自然而然接下了家中的预算大权。

有时候，一个人的婚姻，影响着一家人的生计。没有人知道，“家道中落”的张家，最终将变成什么样子。于是，四哥建议母亲，赶快为家中还没有成家的孩子筹划亲事。尤其是女孩子，只要找到了婆家，似乎这一生便有了依靠。

家中最大的女儿刚刚十四岁，母亲就急着找来了算命婆给大女儿算命。按照传统，一家的子女，成亲的顺序也要长幼有序，因此，张幼仪的大姐成为了家中第一个等待出嫁的女儿。算命婆根据大姐的姓名、生辰年、月、日和时辰，进行了好一番推算，得出来的结论却让大姐潸然泪下。

当张幼仪知道自己将比大姐提早出嫁的消息时，还不到十岁的孩子，竟然提前知道了什么叫做忧愁。婚姻并不只是一场华丽的仪式，那喧嚣的锣鼓背后，虽然呈现着一生最美的瞬间，却也代表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遗憾退场。

小小年纪的张幼仪已经认清，一旦出嫁，自己再也不能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在父母的教育中，出嫁的女人，唯一的使命，就是伺候公婆和丈夫，以及养育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