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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泰定帝与天顺帝时期（第1页）

第九章泰定帝与天顺帝时期

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庙号：泰定帝在位：1323～1328年

孛儿只斤·阿刺吉八庙号：天顺帝1328年9月即位，在位1个月

泰定帝崇佛

泰定帝是真金太子的嫡孙，1323年～1328年在位，英宗硕德八剌被铁木迭儿党羽刺杀之后，这些党羽便拿着玉玺来请晋王也孙铁木儿即位，这样就成为了泰定帝。

泰定帝即位之初很想励精图治，保留仁宗、英宗二朝的改革成果，无奈政治的主题和社会的现状，让他精力分散，苦闷异常。先是叛党的猖獗，因为他这个皇位是被叛党推上去的，自然这些叛党们自恃功高，肆意妄为。在英宗南坡之变中得以幸存的宗王买奴建议泰定帝铲除叛党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泰定帝就诛杀了铁木这些叛党，进行了大范围的清洗，用过河拆桥的方法扫清了自己统治的绊脚石。

泰定帝即位后，天灾四处都是，南方出现海啸，海水冲卷了无数民居；陕西发生特大旱灾和蝗灾，颗粒无收；四川一带天塌地陷，山崩河裂……灾情蔓延，加上诸王割据，僧侣特权，民族等级制，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泰定帝面对这些，依旧采取躲避的态度，无所作为。一方面狩猎，一方面崇佛，广盖庙宇，自己也进行受戒，想着佛祖保佑天下太平。每次做佛事，施舍给数万僧每人千锭白银，并命各处建寺，雕玉为楹，刻金为像，所费以亿万计。泰定帝在帝师那亲受佛法，连皇后弘吉剌氏以下也都到帝师前受戒。这时候的帝师是亦思宅卜，每年所得赏赐不可胜数。帝师的弟弟衮噶伊实戬自西域过来，令中书持酒效劳，非常敬礼。帝师的哥哥索诺木藏布封白兰王，赐金印，给圆符，娶公主。僧徒多号司空、司徒、国公，佩戴金玉印章，因此气焰熏天，无所不为。他们在京一样横行，出都更加放肆，见有子女玉帛，无不喜欢，得不到的就大肆咆哮。西台御史李昌曾痛心疾首，据实弹劾。

泰定帝看了奏折，连连说好；但心中还是迷信，遇着天变人异，总令西僧虔修佛事。西僧依着故例，请求释放囚犯，所以，这样的赦诏很多。

不久，泰定帝的第二个儿子诞生，就疑为佛佑，刚离襁褓就受戒。为了拜佛，反把祭祖的大礼搁在一边。监察御史赵思鲁认为大礼没举行，就说天子亲祀郊庙，历代帝王都是亲自祭祀，皇上怎么能不做啊！泰定帝不以为然。官员大哗，纷纷入朝面陈。泰定帝说：“世祖没有亲祀郊庙。我只知效法世祖，世祖做的事，我必遵行；世祖没做的事，我也不愿增添。此后郊天祭庙，可派大臣代替嘛！”言官还想再说，泰定帝竟拂袖退朝。

后因帝师死了，大修佛事，命塔失铁木儿、纽泽监督，召集京城僧侣诵经数十天；一面另找西僧藏班藏卜为帝师，赐玉印，诏谕天下；又命建成宗神御殿于天寿万宁寺，一切规模与显宗神御殿相似。

这时，天下各处都是天灾。泰定帝与西僧商量，叫他祈福消灾；并令京内外各官恭祀五岳等名山大川。泰定帝认为神佛有灵，暗中庇佑，谁料想各种灾难越来越多。百姓报官长，官长报皇上，弄得泰定帝胸无成见，却想了一个法儿，下诏改年号！廷臣认为“致和”很好，便在泰定五年春季，改泰定为致和。仍命各僧佛事虔诚；在沿海各地建造庙二百一十六座，镇压海啸。

帝师藏班藏卜上言，皇帝虽已受佛法，要增福延寿，还要受戒，泰定帝当即同意。择日上殿，邀请帝师到来，真个受戒了。

这一来泰定帝以为福寿双增，非常欣慰。到柳林狩猎，不想得了感冒。他又想去上都玩玩。当下命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签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留守京师，自率皇后、皇太子、丞相倒剌沙等北去。自春到夏，待在行宫里，不问朝政。

这时殊祥院使也先捏自建康（今江苏南京）北来，对丞相倒剌沙说，怀王可能叛变，应该防备。倒剌沙立即告诉皇上，请旨让怀王搬到江陵居住。这怀王就是武宗的次子图帖睦尔。泰定帝不详加查探，竟照倒剌沙的意见，派人南下命怀王搬家江陵。怀王遵旨西迁。这时泰定帝已得了疾病。致和元年（1328年）秋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寿仅三十六。

泰定帝崇佛只是元朝的一个代表，元朝崇奉佛教，终元之世都没有改变。并且，元廷对藏传佛教僧人（俗称喇嘛）的优礼宠异历朝所罕见。

蒙古族统治者是最先接触到的佛教是汉地的禅宗。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曾命禅僧海云及其师统领汉地僧人，免其差发。贵由汗元年（1246年），阔端召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萨班·贡噶坚赞赴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商议卫藏地区僧俗地方势力的归顺事宜，从此藏传佛教势力的影响进入蒙古宫廷，并逐渐取代了内地禅宗。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先后封萨迦派僧人八思巴为国师、帝师，令其领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事，管理藏族地区以及全国佛教事务。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从藏延请喇嘛以为王师。忽必烈之后，元朝历代皇帝皆以藏僧为帝师，照例由帝师领宣政院事。宣政院为从一品衙门，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同为得自选官的四大中央机构。帝师之下的宣政院使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莫久愚、赵英主编《中国通史图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帝师是元朝特别设置的一个职位，作为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其地位十分崇高。例如，在百官上朝、排列队伍时，在皇帝座位边上，专为帝师设有座位。朝廷对于帝师的敬重和尊崇，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胡助《京华杂兴诗》说：嗟彼西方教，崇盛何炜煌。至尊犹弟子，奴隶视侯王。元代僧尼人数之多，实为惊人。宣政院奏：至元二十八年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因此，当时有宋朝宫殿元朝寺的说法。

英宗及其以后诸帝，对帝师滥行赏赐，耽作佛寺，弄得朝廷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尚有一日之储。而有些佛教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元史o释老传》）。如世祖时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磕狗惨话僖凰；戕杀平民四人；受入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同上）。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同上）。至大二年（1309年），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剌妃忽图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可见，这些西番僧人中，有些人不单是奴隶视侯王，而且竟有犯上等语，皇帝也无可奈何，诏释不问。泰定二年（1329年），平凉府及静、会、定西等州，西番僧佩金字圆符，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到了顺帝时，部分僧侣出入宫禁，丑声四布。顺帝宫闱内部以荒**著称的演揲儿法及其他丑事等，都与黑帽系第四世海佛名乳必多吉的密法传授有关（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至于民间，更有不法僧尼，以佛护身，奸贪**移，无所不至（《荣祭酒遗文集·论佛》）。这些不法僧尼，削发披缁，托身外名，归净域实恋尘缘。元代一位姓白（佚名）的诗人，做过一首讽刺不法僧道娶妻买妾的诗，题目曰《戏题》，诗云：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只有野薇颜色浅，也来钩惹道人衣（陈衍《元诗纪事》）。

从元朝起，吐蕃的佛教与蒙古的君主与贵族之间，就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也因共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使蒙古与吐蕃的蒙、藏两族关系拉得更近。吐蕃的两次神权政权，都是在蒙古人的支持下和藏族人自己的努力下建立的。第一次是萨迦宗的政权，是由忽必烈支持的。第二次达赖喇嘛的政权，则是先由阿勒坦汗、后由卫拉特和硕特的顾实汗支持建立的。而这些法主们对于蒙古的影响力也极大。宗教与国家相互并存而不可分的观念，在蒙古曾极普遍，而且根深蒂固。换言之，高级僧侣和贵族就是象征这种理论的封建制度的两根支柱。这样更使蒙古的汗族与达赖喇嘛的世系，结下了不解之缘（札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这种观念的产生，推研它的肇始当在元朝（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元代内地流行的佛教，分为禅（禅宗）、教（天台、法相、华严诸宗）、律（律宗）三大派，其中最为流行的是禅宗中的曹洞、临济两家。因元朝皇帝所崇奉的主要是藏传佛教，内地佛教僧人在政治上的特权远远不能与藏僧相比。但经济上许多内地寺院却通过接受封建国家的赏赐和大地主的捐赠而富甲方。元朝统治者往往一次赐予某寺以大量的土地财产。有的地方，僧尼人均占田数超过平民八九倍，其所占土地民户，均免税免役。统治者还明令规定不得侵占寺院的土地财产，以致”天下之田一入僧业，遂固不移，使寺院的经济势力急剧膨胀。

元朝之崇佛，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莫久愚、赵英主编《中国通史图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诗词名家萨都剌

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元至元九年，即公元1272年，出生在山西代县一个戌边将士家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哇哇啼哭的、流淌着回回人豪迈血液的男孩会成为有元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萨都剌的祖父本是西域笞失蛮氏人，在随蒙古军队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屡建功勋。窝阔台取金后，萨都剌的祖父便随一部分蒙军留守在北方军事要塞雁门关上。

萨都剌出生7年后，即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统领蒙古大军灭掉南宋，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元帝国。

当时的代州是中国北方一重要军事、商贸、文化重镇，生于斯长于斯的萨都剌受到汉文化的重要影响。

萨都剌少有大志。但由于元初的三十年内没有恢复科举制度，所以“自有冲霄志”的萨都剌也不能通过科举来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