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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大明毅宗时代（第1页）

第十二章大明毅宗时代

朱由检庙号：毅宗（原为思宗）谥号：烈皇帝在位：1628年～1644年

王朝的回光返照

传说人在快要去世的时候，会突然间变得异与平常的清醒和兴奋，当这种状态结束后，一个生命也就戛然而止了。在经历二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后，大明王朝也像一个垂死之人，迎来了它的大限。

公元1627年，忙活着做了一辈子木匠的熹宗知道自己熬不过去了，便差人把自己的弟弟朱由检叫到身边。先是称颂一番，说他是“再世的尧舜”，然后又反思了一下自己，说自己忙着做木匠活了，没治理好国家，如今恐怕是时日无多了，自己也没有后人，朱家的江山以后就烦劳弟弟多费心了。看着哥哥病怏怏的样子，朱由检实在是没办法推脱，这才接过了大明破败的江山。而熹宗看弟弟满口应承了下来，便乐呵呵的去阴间继续自己伟大的木匠事业了。这一年八月，在熹宗病逝后不久，朱由检受遗命于丁巳日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崇祯，成为大明王朝的末代之君。

如果朱由检是个昏君倒也无所谓了，大不了像浑浑噩噩的哥哥一样虚度时日，享几天福，然后任由大明江山雨打风吹去。可惜的是他偏偏有着一股子冲天的志气，所以从他登基那天开始，等待的他的就是无数的苦恼与悲伤。当时，明朝处于外忧内患的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后金频繁骚扰大明边防，内有宦官魏忠贤当权，同时农民起义也逐渐的呈星火燎原之势。面对着如此危机四伏的动乱局面，朱由检还是豪气万丈的下定决心要作一番事业出来。

熹宗年间，魏忠贤权倾朝野，朝廷上下敢怒而不敢言，当时还是信王的朱由检将魏忠贤的恶迹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于是在继承皇位之后，铲除魏忠贤及其势力并借机整顿朝政便成为朱由检眼中的第一要务，在登基后的第三个月，朱由检借机铲除了魏忠贤的亲信和党羽，使得魏忠贤在朝廷内孤立无缘，在魏忠贤大势已去之后，朱由检又火速颁发了一纸诏令，将魏忠贤贬到凤阳守陵，而在凤阳等着魏忠贤的却是早已接到了指令的行刑者。魏忠贤死后，阉党集团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从此开始一蹶不振。

治国必先治吏，在打击魏忠贤阉党集团的同时，朱由检开始调整内阁，他先是起复了天启年间被免职的官员，从中挑选贤能的人补充到朝中为官，接着又下令都察严格选拔监察御史和各地抚按，对贪官污吏绝不姑息，为此甚至拾起被废弃多年的连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的约束了当时卖官、买官的行为，朝廷吏治有了进一步的改观。在对外防御方面，朱由检启用了大臣袁崇焕、杨鹤，让二人分别驻扎在频受外敌侵扰的东北与西北两地，这对加强边关防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朱由检登基的几年时间里，经过他勤勤恳恳的一番努力后，破败不堪的明朝江山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中兴”的曙光。

勤奋的朱由检恨不得将自己有分身术，他经常是刚刚与这群大臣们阐释完经典，就又急急忙忙的将另外一些大臣召集来探求治国的良方。刚刚打理完朝政上的事情，就又马不停蹄的开始批阅边关的军情。由于操劳过度，朱由检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长出了白发，然而，凡事过犹不及，由于他求治过于心切，最后陷入了病急乱投医的恶性循环中。很多人在阅读明史时，都说朱由检是个好皇帝，只是没有好的帮手，而朝中“有君无臣”窘境是中兴不能继续的重要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

崇祯一朝，实际上有很多的可用之才，比如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钱谦益、等人，可令人遗憾的是朱由检过于刚愎自用，又好猜忌，使得这些人有才华却最终都没有落得好下场。朱由检一边感叹人才的匮乏，一边又大肆的诛杀朝中之臣，在位十七年间，他先后斩杀首辅大臣二人、处死地方巡抚十一人，更为夸张的是在这17年间，他先后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重臣的更换如同儿戏，即便这样也依旧没有选到他所中意的臣子。客观来说，杀伐过重、过度猜疑才是崇祯朝无人可用的真正原因。晚明学者刘宗周在批评思宗的奏折里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心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这段话可谓是切中要害，直接揭露了朱由检在治理朝政时所暴露出来的弊端。

一边是杀伐的果断，一边又有着无比柔弱的性格。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朱由检因为身体偶感不适，临时下诏不上早朝，可是这却遭到了大臣们严厉的批评，朱由检为此顾不得身体不适，连忙进行了自我检讨。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朱由检在位十七年间，曾先后六次颁发罪己诏，更为夸张的是他甚至在两个月内两次下发罪己诏。虽然这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懂得自省的皇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这也把他软弱的一面表露无遗。朱由检一生仰仗文臣，尤其是的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人，可是他又对这些文臣极为忌惮，多次设法削弱他们的势力，但最后又不得不向他们妥协，政治抱负受朝臣所限，这也是他中兴理想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由检一生勤俭，虽然贵为帝王，但是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对于普通的百姓而言节俭和朴素是难得的美德，一个帝王如此，本也无可厚非，可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击。李自成造反后，大明局势迫在眉睫，为了守卫北京城，大臣吴襄建议调拨儿子吴三桂的部队紧急回京，但是在调动过程中需要100万两白银作为军需，崇祯皇帝听了，断然否决了这个非常好的提议，使得自己最后只能坐困城中。李自成攻打北京时，大明国库中只有区区40万两白银，崇祯知道后在朝堂上和大臣们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结果，当李自成闯进北京城后，竟然从他的宫中搜出白银3700万两，黄金珠宝不记。这位口口声声要中兴大明的勤奋皇帝，最后因为舍不得动用自己的私人财产而最终落得国破家亡。

作为一国之君，崇祯皇帝虽然多有不当，但是在最后时刻，他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君王的人性和威仪。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朱由检拒绝大臣们迁都南京的提议，誓与都城共存亡，他甚至手提一支三眼枪，带着数十太监出东华门迎敌。吊死在煤山之前，这位君王也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百姓，他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道：任贼碎裂朕尸，但弗伤我百姓。作为明王朝的末代之君，朱由检虽然励精图治，但最终还是因为大势所趋，眼睁睁的看着明王朝寿终正寝，而他也成为了一个王朝的陪葬品。

纵观明朝一朝，始于1368年，亡与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君主王朝。在这短短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君主们开疆拓土，远征西洋；政治上较为开明，出现了大批的能臣武将，使得明朝中期几度繁荣；文化上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大繁荣时期，科学家、医学家层出不穷；经济规模更是雄踞世界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生根发芽。与前朝历代盛世相比，既没有汉唐时期的和亲之举，更没有两宋时称臣上供岁币的屈辱经历，即使末代君王也能在临危之时，御敌与国门之外，实在是值得后人所敬仰的。

悲剧的注脚

崇祯皇帝登基后明朝一度中兴有望，除了朱由检登基时年富力强、敢作敢为外，有一个人的功劳可谓是居功至伟，那就是大将军袁崇焕。这位万历年间的进士被后人视为民族英雄，甚至将他与明王朝开国时期的那些大将军们相媲美。明朝灭亡后，一些反清复明的人更是打着袁崇焕旧部的旗号与清政府继续为敌，在他们眼中袁崇焕俨然是百战不殆的武圣人，如果袁崇焕不死，大明江山岂能让满人染指。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想，被神化了的袁崇焕，最终还是只能成为那个悲剧时代的注脚。

袁崇焕还是年幼的时候就与大多数文弱的读书人不同，虽然他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科举考试上，但是一有闲暇，便饱读兵书。在他看来国家的羸弱光靠着文人们在朝堂上的争论是无法改变的，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将军来戍守边关。在这一想法的鞭策下，袁崇焕时时以报国为己任，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挽救危亡的大将军，可结果是，他比大多数读书人的运气更好一些，成了福建邵武县的一名知县，与他那大将军的梦想差之千里。

这位知县似乎没有一点文人的模样，除了“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和管理地方事物外，别的事情也喜欢掺和掺和。有一年一家民房起火，这位知县大人顾不得大体“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远在东南，却天天琢磨着辽东的敌情。由于他在邵武也算是真真正正的“土皇帝”，所以很多时候也没什么人约束他，于是，袁崇焕就联络和组织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演练一些军法，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继续他的将军梦。

当一个人足够偏执的时候，连上帝都是爱他的。在邵武当了没多久的知县，袁崇焕就接到圣旨去朝廷接受政绩考核。袁崇焕像脱了缰的野马一般，迅速赶到北京城。在北京的那段时间，袁崇焕时时把辽东的边关危情放在心上，他几次三番到边塞去视察敌情，了解边关的形势。情况远比袁崇焕想的要糟糕，当时明政府刚刚失去了抚顺、清河、开原、沈阳等地，关外的敌军已经全面压境，明王朝处于无局可守的局面。而朝中大臣更是谈辽东色变，无人敢守。在这样的情形下，袁崇焕只身探敌的勇气便显得格外的豪气万千，连那位刚刚登基、求贤若渴的崇祯皇帝也被他打动了，决定破格提拔这位小小的知县。

袁崇焕终于得到机会了，他做梦都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所以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兴奋异常，甚至在皇帝面前说起了“大胡话”。在他赴任宁锦都督之前，崇祯皇帝问他：“建部（后金）跳梁．十裁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结果袁崇焕脑门子一热说了一句：“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矣”。这样热血沸腾的话，着实让同样热血的崇祯皇帝激动了一番。两个沉浸在豪言壮语中的人，眼前看到的也都是旌旗招展的画面，恐怕是连叫都叫不醒了。袁崇焕的盲目自信在这个时候表露无遗，这也注定了他悲情的结局。

打仗并不是袁崇焕这个书生想的那样，也不是他在邵武演练时那般简单。在他的一生中，宁远大捷无遗是他最为光辉的一笔，但是这一仗赢得也十分的惨痛。当时袁崇焕拒绝了别人回撤的建议，孤军在宁远奋战，虽然勇气可嘉，但是在战略上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错误，因为打仗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其次，在宁远战役中虽然最终成功的击退了敌人，但是损失也极为惨重，史料记载“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房民舍俱被焚，与河东堡、笔架山、龙宫寺、右屯之粮无不焚毁，其失非小。”从某种意思上来说，宁远大捷是太多不必要的牺牲换来的一场所谓的“名声之战”。

关于袁崇焕在军事上的事事非非，现在依然争论不休，很多人认为他是生不逢时的大将军，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贪图了虚名而名不副实的伪将军。但是客观的说，文官出身的袁崇焕虽然熟读兵法，但是有有纸上谈兵嫌，指挥的几场战役，不能结合当时明政府是实际情况，最后频频受制于人，所以军事才能实在一般，远不如他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所做的贡献。

明朝时期，西方的文化已经通过传教士传进中原，一些先进的西方技术开始被应用到生活之中。望远镜、自鸣钟、油画等新奇器物已经在明室朝野传播开来，还在福建当知县的袁崇焕就对西洋文化多有了解，所以在后来镇守宁远时，袁崇焕将传教士制造的火炮等物悉数的用于战争之中。当时旧派的官员们对于西洋武器的态度是持否定意见的，一致主张废弃红夷巨炮，他们认为西洋之物都为邪物，用了之后都会不吉利，可是却从来不去主动的学习使用方法，朝中太仆少卿李之藻则是少有的开明之人，在他极力推荐下红夷巨炮等一些西洋炮才得意装备明军，袁崇焕对这些装备充满了好奇，并主动的学习大炮的使用方法。京营副将茅元仪是所有将领中使用红夷巨炮最为有心得的，袁崇焕因此边格外的器重他，也正是有了红夷巨炮的镇守，袁崇焕才得以艰难的赢下宁远之战。

袁崇焕最后以悲剧收场，崇祯皇帝并没有给他五年的时间，他那收复辽东的梦想也因为他的死而中断了。但他仍然在明王朝的衰落过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那种誓死不降，拼死反抗敌军的气势给垂死的大明江山注入了一股活力，但是意义也仅限于此，因为时代的更迭往往不是一个人靠着一腔热血就能改写的。

“送终人”

面对哥哥留下的一堆烂摊子，崇祯皇帝不可谓不努力，在清除阉党集团后他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挽救大明江山与危亡。为了早日革除弊政，他不问青红皂白的对朝廷中的臣子们进行了一番大清洗，直接导致了朝廷无人可用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崇祯皇帝下诏增补内阁，同时选拔朝廷官员，此命令一出，有一个人暗暗窃喜。

崇祯元年，由于朝中缺少可信任之人，崇祯皇帝破格提拔了一批官员，试图当作心腹培养，其中就有温体仁，他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虽然权利不是很大，但是已经算是能在朝堂上说得话的人了。崇祯在挑选内阁成员的时候，资历浅薄的温体仁自然没有被推选的资格，虽然多少有些耿耿于怀，但是温体仁也没有太多的抱怨。可是当发现钱谦益名列内阁首辅的时候，温体仁有些不痛快了。

一个人如果让你不痛快，你的第一反映就是找这个人的不痛快，温体仁也是这样，他开始迅速的寻找钱谦益的不足，也是该着钱谦益倒霉，温体仁这一找还真就找到了一个钱谦益的致命伤。大臣周延儒20岁时连中会元、状元，经过多年的磨练已经是朝廷的栋梁之才，位居礼部右侍郎，他为人乖巧，深得皇帝的宠信，可是却并没有选入内阁制中，如此重臣不被重用，显然是钱谦益勾结群臣，排挤贤臣。想到这一点后，温体仁马不停蹄的开始实施了自己的计划，他先到崇祯皇帝那里奏了一本，说什么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然后又把周延儒抬出来，说了一大堆恭维周延儒的话。这招隔山打牛的招法确实厉，一直对周延儒落选内阁人选不满崇祯皇帝听了这番话后，马上诏令下去，重新推选内阁成员。结果显而易见，新的内阁成员名单上，不仅有了周延儒，温体仁也作为敢于直谏的忠臣被推选了进来。

温体仁进入内阁后，由于威望不够，所以迫切的需要立个头功来让大家信服，于是他把斗争的矛头对住了一个人，那就是崇祯皇帝倍加倚重的辽东大将袁崇焕。崇祯皇帝虽然勤勉，但是他生性多疑，大臣们所做的事情他一概不放心，定要亲自审阅一番。袁崇焕虽然在辽东战场屡有建树，而且手中握有自己亲赐的尚方宝剑，但是这仍不足以让崇祯帝完全的信任他。后金的君主皇太极意识到这一点后，使用了一招反间计，说袁崇焕与自己勾结，图谋不轨。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的郁闷，袁崇焕是自己的中流砥柱啊，这流言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一时之间，他也有点拿捏不准，这给了温体仁一个绝佳的机会。

在崇祯皇帝犹豫不定的时候，温体仁秘密的上了这么一份奏折。奏折的内容有点匪夷所思，他先说袁崇焕处死部下毛文龙是为了能够独自掌握兵权，增加与后金的谈判筹码，然后又说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达成协议，拥护他做皇帝。而清兵之所以能够围攻京畿重地，也正是因为袁崇焕在暗中指点。总之这份奏折就一个意思，袁崇焕要反，皇上您自己看着办吧！崇祯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竟然就信了，他也不想想一个久居京城的内阁学士怎么就能对前线之事了如指掌。过重的疑心让崇祯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在接到这份奏折后不久，也顾不得前线吃紧，马上将袁崇焕传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