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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明惠宗时代（第1页）

第二章大明惠宗时代

朱允炆庙号：惠宗谥号：让皇帝（又谥惠帝）在位：1399年～1402年

一缕“建文”清风

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的一天，大明皇宫里传出来非比寻常的肃穆，当朝太子朱标久病不治离开了人世。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经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再来培养一个如同朱标一般的后即之君了。但是，国不能一日没有储君，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朱元璋将朱标之子朱允炆立为太子，这一年朱允炆不足十五岁。

朱允炆本应该有一个无所忧虑的人生，皇位对与他来说本就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虽然父亲贵为太子，但是自己还有一个年长的哥哥，皇位的传承是轮不到他去有非分之想的。也正因为此，在朱允炆还小的时候，并没有人把他往国之储君的方向培养，这让朱允炆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乖巧、孝顺，却没有一点暴戾之气，为此深得祖父的喜爱，夸他“仁明孝友”。如果不是父亲和兄长过早的离开人世，朱允炆应该在一片和善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封王做臣，享尽一生荣华富贵的，可是上天似乎并不给这位少年这样的机会。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病逝，21岁的朱允炆就这样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改年号建文。可是在新君王的脸上，大臣们并没有看到君临天下的喜悦，相反更多的愁云不展。确实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从太祖建国以来，国家始终沉浸在过重的杀伐之气中，如果改变这种动辄杀戮的政治氛围是新皇帝极为关切的事。同时，自己的皇位是不是稳固还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在位时，分封宗藩形成的尾大身小的局面在短时间看来根本没有转缓的机会，而要想有一番作为，这两个问题都是不容回避的。

朱元璋想都想不到的是，这个被自己一度认为过于柔弱的皇太孙，在登基之后，考虑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破旧革新，开辟一个与他朱元璋截然不同的新气象。这一变化从年号的改变就能看出来，朱元璋的年号是洪武，而他这位皇太孙的年号是建文。建文一如这位新皇上的性格，他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一心想着用文、孝、礼、仪来治理天下，可是，天下哪里是这样就能治得了的，如果真是这么简单，他的祖父也不至于杀伐过重了。作为一朝天子，恩威并服，他只想着恩服天下，却从没想过威慑四海，这恐怕就是他最大的不足之处。

建文帝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建起了一个“秀才朝廷”，朱元璋在位时，武将在朝廷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甚至连丞相都一度使用的是武将徐达。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建文帝准备结束朝廷中尚武的政风，加大文官的使用力度，而实现这一目的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给文官升职，他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同时大开科举考试之门，下诏要各地向朝廷推荐饱学文史之士，然后经过考试后，授以高官厚禄。至于他身边的那些个重臣，没有一个不是当世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是朱元璋时期应天府的进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更是洪武年间会试的头一名。老师方孝孺，更是成为建文帝身边最为倚重的谋臣。放眼望去，朝中三品以上大员，文官居多，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建文帝的新政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文臣们终于一吐洪武朝时心中的抑郁，如今他们算是当家作主了，再也不用担心武将们和皇帝参奏一本，自己就身首异处了。于是，文臣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们抛开自己心中的忌惮，大胆的给皇上进言、提意见、指出朝廷弊政，建文帝听了也不怒也不恼，而是与文臣们群策群力的想办法解决问题。除了听从朝中文臣的建议外，建文帝还选派了二十四个采访使，让他们分巡天下，了解百姓之疾苦，以此来做自己制定政策的依据。针对江浙一带在洪武时期过于繁重的租税，建文帝特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洪武时期佛道两教占有过多良田的现象也得以改观。其中最为重大的变革莫过于对《大明律》的修改，当他还是皇太孙的时候，就几次三番上书，要皇祖父更定《大明律》，减轻刑罚。如今自己亲政，修改《大明律》的夙愿终于得逞了。一时间“建文新政”像一缕清风一样，将洪武朝时期那潭冰冻的湖水，吹得波光涟漪。

然而过于依赖文臣，也给建文帝的成长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在改革的过程中，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浓厚。他甚至接受方孝孺的建议，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而这种复古的政策还不仅仅土地这一项，严重的与当时的社会情形所不符。由此看来，年轻的建文帝太稚嫩了，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不仅没有成为他的优点，反而成为他致命的缺点。他的腼腆、善良、忠孝与他那些见过大世面，雄才大略的叔叔们相比，简直就是不值一提，这样的人怎么做得了皇帝。他把自己的理想主义状态灌输到国家的改革中，他在政治言论和行事上努力的作出文质彬彬的改变，却不知道“书生误国”更加可怕，以至于靖难之役后，流落他乡，再也没有了半点踪迹，空给后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

如果用皇帝的评判标准来说，建文帝算不得一个好皇帝，但他在位四年时间，还是最大程度上赢得了民心。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变更大多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而建文帝虽然失去了皇位，但是民心所向。在靖难之役后，一些文臣为了捍卫正统，誓死不屈，甚至连普通的士兵、百姓都认为靖难之役实为叛乱，从内心深处向着建文帝。明成祖即位后，曾屡诏刘基之子为朝廷效力，其子不从，后来被强行绑到朝堂之上，只说了一句“殿下百世之后，逃不得一‘篡’字。”由此可见，建文帝执政四年是深得民心的。

为法而死的帝师

朱元璋在给自己的儿子朱标选老师的时候，选了大明朝开国谋臣，有通天晓地之才的大学士宋濂。人都知道宋濂有大才，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学生里面，除了朱标还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博学之士，这个人就是建文帝的老师方孝孺。

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小的时候表现出了异与常人的聪慧，他6岁开始写诗，13岁的著文章。当别人在学习之余懈怠的时候，他却能“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理趣会于心，虽钟鼓鸣、风雨作不觉也”。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少年天才。东阁大学士吴沉在知道方孝孺的才能后，向朱元璋推荐人才时，首先推荐的就是他。朱元璋听完，对这个非凡的年轻人很感兴趣，便将他召到北京，决定亲自考察一番，结果方孝孺一到京城，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他在奉天门作《灵芝》、《甘露》两首诗，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有了“日后辅佐子孙之意“。

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见面而已，一个满腹经论的学士，在皇帝的诏令下去向皇帝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才能，这本身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可是方孝孺却给自己的招来一片骂声。方孝孺之父方克勤是明朝初年非常有名的一位廉洁官员，有一年遭到小人诬谄，说他盗用官库炭苇两百斤，对于方克勤这个堂堂的知府来说，这就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所以知道后也没有与诬陷他的人辩论。后来，朱元璋在审理”空印案“时，不知道为什么抓住此事不放，非说方克勤违法，后来还问了死罪。”空印案“轰动朝野，大家都为方克勤鸣冤叫屈，方孝孺的老师，大学士宋濂还专门为方克勤撰写了碑文。如今，方孝孺与杀父仇人在一起，不但没有丝毫的恨意，而且还相谈甚欢，文人该有的高洁气质，在他身上**然无存，于是方孝孺颇为人们所诟病。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方孝孺是真清高，是真有气节，因为，他觉得父亲的死是应该的，违法了就应该处死，虽说作为儿子来说，父为大，但是再大也大不过法去，至于是不是冤死的，他反而没太放在心上了。

朱元璋在见过方孝孺之后，并没有马上启用他，因为朱元璋觉得方孝孺过于稚嫩，当他变得老持稳重后，才能堪当大任。方孝孺也不抱怨，回去后过上了田园生活，饱读儒家学说，为以后的展翅腾飞做着准备。朱元璋晚年的时候，曾经把方孝孺召进宫中，没想当初的翩翩少年读书读傻了，只知道教化人心，与自己政见格格不入，于是随便给了他一个职位。直到建文帝登基，方孝孺的一身本事才被有了用武之地，朱元璋”日后辅佐子孙之意“的意图最终还是实现了。

方孝孺入朝后，建文帝将他当作自己的老师，对他意见十分重视。在建文帝当政的四年时间里，方孝孺的儒家思想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方孝孺建议建文帝实行宽政，废除了洪武时期宽猛相济、以猛为主的政策，主张实行礼仪教化子民，当年，洪武时期的囚犯锐减了三分之二。接下来更定官制、减轻赋税，都有着方孝孺的儒家治天下的影子。然而这一切在方孝孺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成就，他的目标是让皇帝的恩威传遍海内，而不受到那些藩王们的限制，于是削藩便成为他和建文帝的又一个目标。但历史不单单是靠着一个文人就能改变的，方孝孺只是一个治国之臣，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善、美教化这个国家，但他却并不能让建文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君主。在与燕王朱棣的对抗中，方孝孺将秀才遇到兵的说法演绎到了极致，在退敌方略上，他几乎没有给过建文帝像样的建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建文帝最后的惨剧。

燕王攻下南京城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篡权登基。为了让自己体面的坐上皇位，朱棣找来建文帝的老师方孝孺，要他拟即位诏，这样一来，显得自己的人品还不至于太差。结果方孝孺誓死不从，反而执笔疾书写下了”燕贼篡位“几个大字，并痛斥朱棣叛乱谋反、罪不可赦。可方孝孺哪里想到，这位燕王可不像建文帝那般仁慈。在他骂完之后，燕王怒喝问道：你在朝堂之上痛斥我，难道就不怕我诛你九族么。方孝孺书生意气，为了羞辱燕王，他大义凛然、振振有辞的说了句，你就算是诛我十族又能怎样。这句话太狠了，狠的燕王都听不下去了。

朱棣带兵打了多少仗，杀了多少人，估计连他自己都算不清楚。如今有个书生却在他面前大放厥词，说什么诛十族也没什么可怕的。这让朱棣实在是窝火的很，也顾不得自己的人品了，至于军师姚广孝那句”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话也早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朱棣当时一定在想，让你方孝孺写诏书，是我爱惜你是人才，是我珍惜你这一身的本事，如今你这一身的本事不给我看，那我就给你看看我的一身本事。朱棣的一身本事就是杀人，方孝孺为自己一时口舌的之快，牵连了自己十族的亲朋好友，陪他死去的冤魂有870位，实在不知道该说他是傻还是痴了！

方孝孺的死，后世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但是无非不过就是忠义之臣、国之栋梁这样的溢美之词。也有人认为，明成祖一朝也算大有可为，方孝孺之死不过是做臣子的一片愚忠而已。凡此种种，说来说去却很少指出方孝孺到底在用他的生命捍卫什么。朱元璋在位时，为了防止子孙做乱，定下了皇位只能传皇长子的圣旨，在封建时代，皇帝的圣旨就是法，在方孝孺这个书呆子眼中，法就是不容侵犯的。想当初，他爹被杀，他都觉得他爹违法，死的理所当然。如今朱棣造反，违背正统，在他看来就是大逆不道，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向一个罪犯认罪的。因此，方孝孺说是忠君，倒不如忠法，他以自己的死来捍卫一朝法典，法令正则人正，这应该才是方孝孺一生所坚守的吧。

本末倒置的削藩政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在皇位上坐的更久一些，亲自设计和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要求后世子孙要严格遵守，大臣们更是不能轻易非议，不然严惩不贷，这就是所谓的祖宗之法吧。分封宗藩是这些重要的政策中的其中一项，关于这项政策朱元璋还颇有几分得意，认为藩王们能”上卫国家，下安生民。“这种得意在与皇太孙朱允炆聊天时候流露出来，他说：“我把国家防御外敌的事情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有藩王们为你恪尽职守，今后你就可以当一个太平皇帝了。”结果朱允炆听了十分哀伤的说道：“外敌入侵，我可以御驾亲征，可是藩王们造反，我该如何是好啊？”这一问，问的满脸得意的朱元璋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朱元璋临终之前也没想节制藩王的好办法，他把朱允炆叫去，爷孙俩商议了好久也没找到好的办法。朱元璋说，我的诏书里告诉他们要遵循礼法，这多少还是有点用处的吧。实在不行，你再用你说的那套方案。到时候你就是皇帝了，你想恩服他们也好，想削废他们也好，这就是你的事情了，想来他们也不敢不遵从。朱元璋英武一世，他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本没有错，只是他把他这位皇太孙的柔弱性格忽略了，同时也把他自己定下的礼法看的太高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他死后不久，他的洪武政策就被建文帝废弃，而他对藩王们耳提面命的祖宗之法也同样被藩王们废弃了。

建文帝登基后藩王始终是他的心头之患，有时候为此还经常失眠。那些藩王们都是自己的亲叔叔，虽说自己现在是天子，是皇帝，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手握雄兵，真要反了自己还真是没什么好的办法。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和爷爷商讨的那套先恩服，再削废的方案也被他想忘记了。这时候建文帝想起来一个人，那就是父亲的伴读黄子澄。黄子澄是太常寺卿，建文帝即位后，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是自己的心腹大臣。建文帝和黄子澄说了自己削藩的想法后，得到了黄子澄支持，并且黄子澄又向他推荐了一个可信赖之人，兵部尚书齐泰。建文帝平素对齐泰也是非常器重的，听到黄子澄向自己推荐此人，便密令黄子澄与齐泰商讨削藩的对策。

虽然在削藩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先削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黄子澄与齐泰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黄子澄认为应该先从那些势力较小的藩王身上动手，尤其是周王，他是燕王同母的兄弟，削了周王等于去了燕王的左膀右臂。而齐泰却认为，应该先削夺燕，因为燕王势力最大，对朝廷的威协也最大，如果把他削了，其它诸王也就不在话下了。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周王的儿子实时的站了出来，向建文帝举报父亲有反叛之心。这状子告真是太及时了，连建文帝都心中窃喜，于是要黄子澄和齐泰搁置争论，先削周王。建文帝派大将军李景隆打着北上巡边的名义，在路过周王的属地开封时，打了周王一个措手不及。削了周王后，建文帝削藩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了。

书生意气的时候，难免会得意忘形，此时的建文帝就颇有些开心的忘乎所以。大臣高巍、卓敬屡次上书，要建文帝仿效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王藩王的子孙们通过继承的方法来削弱藩王的势力，这样既不会威胁到朝廷，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拉拢了亲情。卓敬更是在给建文帝的奏章里详细的给出了处理燕王的办法，他建议建文帝把燕王从北平调离，迁封到南昌，这样会大大削弱燕王的势力，而且还顾及了叔侄之情。建文帝觉得这些主意都还不错，但他只是听听而已，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黄子澄和齐泰那里。君臣三人俨然是一条心，他们想的是乘胜追击，找下一个目标。

周王被废弃后，让朝臣们大感惊讶。一些人就此做起了升官发财的美梦，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藩王是高贵不可侵犯的，即使藩王犯错，也没有人敢向皇帝反映。如今周王倒了，说明皇帝削藩的信心十分坚定，这个时候如果自己能主动出来揭发藩王的劣行，加官进爵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时间告密的奏折纷至沓来。周王是以谋反罪被削藩的，所以谋反这个罪名被告密者们广泛的应用。湘王被人以谋反罪告发后，也不等建文帝大军讨伐了，索性自焚了事。但是大多数藩王并没有这么实在，他们多多少少还是给建文帝找了一些麻烦，但是由于势力弱小，没折腾出什么花样。齐王、代王、岷王也先后被削去了王位，被建文帝贬为庶人。

一年之内先后废除五个藩五，气魄非凡的建文帝赢得了满朝文武的溢美之辞。可是户部侍郎郭任却痛心疾首的认为，建文帝犯了大忌，一再要他尽快征讨燕王，他在给建文帝的奏折上说：“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南京朝天宫日储粮粟、备军实，果为何者？而北讨周，南讨湘，削燕之举则经年无期，实为舍本而图其末。用兵贵乎神速，锐气既竭，姑息随之，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臣恐朝廷将坐而自困耳。”郭任将建文帝的削藩举动分析的一清二楚，也直接预言了建文帝的削藩结局。

在削掉五位藩王的时候，建文帝对燕王却没有更多的行动。甚至在削了周王后，还被燕王的一封感人至深的书信打动，被齐、黄认为他有“妇人之仁”。就在建文帝犹豫、踌躇的时候，燕王却因为自己的弟弟被囚禁而高度警觉起来，在谋臣姚广孝等人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安排着夺权的事宜。一场叔侄之间的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