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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一团和气（第1页）

第十一课一团和气

第十一课一团和气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容忍水平，看了真让人气短。在公共汽车上，挤挤碰碰是常见的现象。如果碰了或者踩了别人，连忙说一声：“对不起！"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然而有不少人连“对不起"都不会说了，于是就相吵相骂，甚至于扭打，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怎么竟变成了这个样子！

—季羡林（国学泰斗，作家、学者、语言专家，北京大学前副校长）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据说是明代皇帝宪宗朱见深的绘画作品，画名《一团和气图》。这幅画，在中国书画史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朱见深也不是书画大家，不过这幅画构思非常巧妙，粗看上去，画中人物为一盘腿而坐、体态浑圆的笑面弥勒佛，但细看上去，却是三人合一：左边是一位头戴道冠的老者，右边是一个裹着方巾的儒士，二人各伸一手，分执一卷经书的两端，相对微笑；第三人则双手搭在二人肩上，露出光光的头顶，手捻佛珠，分明是位佛教高僧。

据说，朱见深作这幅画的用意，是以绘画的方式揭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进而倡导大明天下君臣万民皆“一团和气”。但这只是表面原因。要想明白朱见深作这幅画的初衷，还得从他的身世说起。

朱见深的父亲就是听信宦官之言御驾亲征瓦剌反倒被擒做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最初，瓦剌人视英宗为奇货，想狠敲大明一笔，心说：大明天子都在我手里，我想要什么你们就得给什么，我想要多少你们就得给多少。但他没想到，英宗前脚刚被俘，其弟朱祁钮就被于谦等大臣推上了帝位。英宗立即失去了谈判价值。

瓦剌人恼羞成怒，兵锋直指北京城，北京军民立即还以颜色，打得有声有色，瓦剌人愣是没讨到半点便宜。重要的是，战事一起，边塞关闭，处在游牧状态的瓦剌人日常所需的铁器等物一下子失去了来源，搞得瓦剌人自己的日子先不好过起来。因此，没坚持多久，瓦剌首领便权衡利弊，派使者联系明朝政府，赶紧把英宗接回国去吧，他们什么条件也不要了，只要双方能重修旧好就行。这事令上任没多久的景帝朱祁钮很为难，也很担心，因为天不能有二日，国不能有二主，昔日的皇帝哥哥回来，自己难不成还要退下去？好在主张迎接英宗回国的大臣们保证，即使英宗回来，那也是太上皇的角色，皇帝还是朱祁钮来当。因此，英宗得以南归。

虽然是归来了，但英宗的处境仍然不利，这个名义上的太上皇刚回到北京就被囚禁在南宫，为防止他逃跑，朱祁钮不仅令人严加看守，还派人连南宫中的大树悉数砍掉。要不是英宗的皇后会点儿纺织、刺绣的本事，可以拿出去换点吃的，俩人没准就得饿死。

作为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的处境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不幸中的万幸，朱祁谷的妃子们始终没能生下儿子，所以朱见深刚开始的身份还是皇储，后来也仅仅是被废为沂王了事。几年后，景泰帝突然病重，英宗在几个善于顺风使舵的大臣的拥护下成功复辟，第二次做上了皇帝，朱见深又立即被立为皇太子。而重病的朱祁钮。据说是被英宗派人扼死于宫中。扼死不说，英宗还诏告天下，剥夺其帝号，从法律上否定他当过皇帝这回事。与此同时，英宗还“力排众议"，处决了于谦等大臣，因为当初正是于谦主张立朱祁钮为新皇、不受瓦剌人要挟的。昏庸的英宗大概以为如果不是于谦等人推朱祁钮上台，自己可能早就回来了，也不必受那么多的苦。唯独无视没有于谦等人当年死保大明江山的功劳，而且，主张接英宗回国的大臣中，于谦也是最积极的一个。这些自然给朝臣及百姓们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八年后，英宗驾崩，朱见深即位，当年便响应呼声，为于谦平冤昭雪，并恢复了景帝帝号。同时体谅民情，励精图治。次年六月，他又画了这幅《一团和气图》，以彰显自己希望大明上下安定团结的用意，对朝野的团结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

作画的同时，朱见深还作了一篇“说明文”（《御制一团和气图赞》），用意当然还是前述希望朝野一团和气云云，不再赘述。有必要提及的是，朱见深在该文中提到了一个典故，大意是说，晋代时，陶渊明为儒门之秀，陆修静乃道家之良，同时还有一个叫慧远的法师是佛门翘楚。慧远法师居住在庐山，山上有一条溪水名“虎溪”，以往，不论是谁去拜访慧远，他送客从不过“虎溪”，有一天，陶渊明与陆修静结伴造访，三人谈天说地，非常投机，送客时，慧远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过了“虎溪”才自发觉，三人哈哈大笑，从此便留下了“虎溪三笑”的历史典故。事实上，按照朱见深在《御制一团和气图赞》中的说法，《一团和气图》中的人物，正是上述三人。但关于这个典故，有史学家曾经作过考证，结果是“纯属杜撰”，因为典故中的陆修静卒于公元555年，与陶渊明（卒于公元427年）、慧远（卒于公元417年）相差一百多年，怎么可能交游？

不过，历史上倒有一个类似的典故，而且与三人所处的时代相去不远，“虎溪三笑”的故事，很可能是后人据下面这个故事渲染、改编而成。

故事的主人公是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与我国禅宗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傅大士。傅大士，又称“鱼行大士”，说的是他未出家前，常去捕鱼，捕到鱼后，每次都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让鱼儿有自由离去的机会，留着不去的，他才拎回家。因此人们都讥笑他是蠢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蠢，而是慈悲。不过慈悲乃是出家人的本分，傅大士之所以能被人称颂千古，主要还在于他的禅学修为。

据说有一次，傅大士为了点化几度舍身入寺的梁武帝，头戴一顶道冠，身穿一件僧袍，脚上又穿着一双儒履，去见梁武帝。梁武帝见他打扮得这么奇特，就问：“你怎么这样打扮？头戴道冠，是表示你是道士吗？”傅大士不说话，把身上的僧袍扯了扯，梁武帝又说：“难道你是僧人吗？"傅大士又把脚抬起来给他看，梁武帝又问：“难道你是儒士吗？”傅大士又扯扯头上的道冠。见梁武帝还是不懂，傅大士只好明言：“皇上您喜好佛法，这是百姓之福，可是您太执著于佛法了啊！您把皇帝当好，把国家治理好，就是普度众生，就是慈悲为怀啊！何必一定要出家呢？把头剃光，穿一身和尚衣服，未必就是向佛啊！”

姑且不论梁武帝是不是接受了傅大士的巧妙劝导，这个故事至少印证了一点：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备受推崇的禅学，并不是佛法，而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对此，南怀瑾老先生也说过：“傅大士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象，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老先生甚至认为，傅大士其实才是中国禅宗的精神鼻祖，因为在傅大士闻名天下时，所谓的“达摩祖师”还没有到中国，还没有正儿八经传禅法。一些历史学家也指出，达摩其实迟至唐朝才来到中国。当然，这些说法都只是一家之言，都只是争议，不过傅大士是中国早期禅宗的代表人物，这是毫无疑问的。

宋朝著名宰相王安石曾做过一首诗：“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大意就是说，傅大士所倡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无论出家、在家人士，都值得吸取、借鉴。因为三家各有所长，互通有无，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不仅能助益个人与集体的生存与发展，也能避免固执一端、只学一途的弊病。具体说来是，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佛家讲救世；儒家讲天命，道家讲自然，佛家讲解脱；儒家讲气节，道家讲境界，佛家讲慈悲；儒家如小学，道家如中学，佛家如大学；儒家如粮店，道家如药店，佛家如百货商店；儒家求君子，道家求逍遥，佛家求自在；儒家弃小人，道家弃造作，佛家弃烦恼；儒家表现于礼，道家表现于真，佛家表现于戒；等等。事实上，此三家者，也正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内核，它们共同形成了我们的国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支撑着中国的社会格局和国人的意识形态。对现代人来说，对它的理解无妨大道至简些：凡事不可偏激、不可偏信、不可偏废。只要是好的、对的，只要是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的，我们就学习，我们就接受。当然在学习、接受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摒弃一些与现实脱节的、过时的、糟粕的东西。我们不想接受的、不应该接受的，也不一定就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事实证明，最大的猛兽在人心中，心不正，心不净，再正面的学说，也能找出“异端”的成分，真正的异端则往往借机大行其道。

傅大士之所以倡导“三教合一”，就在于当时的“三教”远未合一。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三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仅谈不上和睦相处，甚至连井水不犯河水都做不到，而是竞争非常激烈。

“三教”实质上只有两教，即佛教与道教。佛、道两教在长期共存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过竞争，有时甚至显得不择手段，如道家曾经为打压佛家、占据优势，宣称“老子化胡为佛”之说，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根本就是当年出关的老子的徒弟，所以“道为本，佛为迹”，佛教必须往下站；而佛教为打压道教，也造了不少“经典”，贬低道家信奉的老子、庄子，宣称不是释迦牟尼学老子，而是老子学释迦牟尼，而且释迦牟尼还是老子的“太师父”辈，庄子等人更是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总之，两教一些徒众为了自己的利益，乱说一气，全无风度。历史上几度灭佛，伴随其间的总是道教人士受到推崇。反之，每当道教大受打压之际，也往往是统治者佞佛之时。不过，在相互论战、搞阴谋乃至借助皇权打压、打击对方的同时，双方其实也在不断地吸收着对方的一些观点，乃至一些对方原创的文字都会被拿到自己的经典中。久而久之，搞得不明就里的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所倡导的一些东西，竟然也是对手所倡导的，自己反对的，对方也同样反对，没办法，只好用一句“青莲白藕红荷花，三教原本是一家”来掩饰自己的浅薄与尴尬。

说到儒教，或者说儒家，也没好到哪儿去。我们曾在前面章节中无数次提及先秦诸子，其实儒家本是诸家之一，全方位看待它，既有过人之处、独特之处，也有不足之处，须摒弃之处。但是后来儒家学说得了势，遂大肆打压排挤其他学派，最后搞得中国只剩了一家，到现在，所有的读书人莫不以儒家子弟自居。然而，同为儒家子弟，同为炎黄子孙，同为文人，也往往相轻、相贱，相互鄙薄，不是没有相惜、相慕的，也有发自内心的，但总的来说，不成正比。原因何在？不是儒家的问题，而是人性的自私。私心导致自私的人们拿着各自心灵的刀子，对一件事情做出对各自最有力的解剖与评判，至于真理、正义与到底孰是孰非，很少有人提它。

不止一位学者在公开或者私下的场合讨论过类似的话题：如果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老子、孔子等人坐到一起，大家一定会和和气气，而不是像现在那些打着他们的旗号杀来砍去的信徒。当然，除了客气，他们还会虚心讨教，相互学习，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面对的都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这可是最好的学习、切磋机会。

行文至结尾，想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笔者所住的小区附近，最近“开”了一家基督教会，这并不奇怪，引人注目的是，教会的玻璃上贴上了八个大字：神爱中华，复兴中华！我不知道別人看到这些有何感想，我个人看来，这可能是怕人搞乱吧！其实有必要吗？如今，孔子学院都已经开遍了世界，世界也不再是八国联军的世界，多余了！尤其是在中国，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是讲和气、友善的，那就是我们中国。事实上，即使是到了外国，我们中国人的和气友善也是有目共睹的。笔者曾经在中国新能源行业协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其间，曾有一位在非洲工作多年的新能源方面的专家讲过一段话，他说：“这些年，我们（中国新能源产业）在非洲发展得很好，甚至比欧美国家还要好，但说实话，我们的投资力度其实没有他们大。为什么呢？靠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格魅力。举个小例子-抽烟我们中国人在非洲，与黑人兄弟们一起工作、交往时，也像在国内一样，抽烟时，总是先掏出一根烟，友好地递给身边的人，然后给别人点上；欧美人却不这样，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往往开着车，车门都不开。便从车窗里扔出一整条的万宝路，大吼一声'黑鬼，抽去吧！’然后一脚油门，扬长而去，烟还没抽，'土炮'先抽上了……”这说明。和气很重要，但尊重更重要。和气，有时候会演变为客气、虚伪，只有那种发自内心的和气才会为人接受、受人欢迎。这也正是《论语》中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