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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俄罗斯思想者的天地（第2页）

人类社会所存在的苦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震撼，积多年之经验，他知道这些苦难主要是由于形形色色的罪恶造成的。应该说，这种看法不会引起分歧，当时或以前许多作家、思想家都会承认这个意见。但是，对于罪恶是怎么造成的，即人为什么犯罪的问题，则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某些人的天性使然，即这些人生来就是恶人，像是魔鬼一样；还有的人认为，这是由于人性之恶的方面之膨胀，以致压倒了人性之善的方面，从而走向犯罪的深渊。总起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最后这种观点，反对对此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他深人人的心灵深处，对于许多案例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他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重要的案例），并且还有深刻的理论探讨，这就使他的作品成为研究人性的哲理小说。

在这个问题上，他坚决反对“社会环境决定论”。虽然他并不否认社会环境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影响，但是他认为人性也是决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他与“性善论”者不同，认为人心就有向恶的方面，决不能不从人性方面考虑恶的起源问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的灵魂既隐藏着恶，也蕴涵着善，因而人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东西。

以暴抑不了暴

暴力问题，从来就是人道主义思想所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一般说来，人道主义者都认为暴力是恶，但是，细究起来，还不那么简单。那些为了善的目的而施行的暴力，比如，为了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暴力革命，是恶还是善?为了实现美好的理想而使用的暴力手段，是恶还是善?那些为了惩罚罪犯而施行的暴力行为，是恶还是善?甚至那些为了惩治恶人而采用的暴力行为，是恶还是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现实的，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更是人们面临的迫切问题。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也非常关切这个问题，他用自己的文学作品艺术地回答了它，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他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就可找到非常明确的答案。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暴力行为（手段）进行了整体性的区别，虽然作为行为和手段的暴力是恶的，但是从施行暴力的目的来说，却不一定全是恶的，有些暴力行为和手段是为了善的目的而采用的。其实，困难也就在于那些以善为目的暴力行为和手段是否具有合理性?

如果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诸多作品中对此的回答的话，那么，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不论是为了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不论是为了惩罚恶人，也不论是为了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均不应采用暴力行为和手段。为什么?一方面，暴力是恶，以暴易暴并不能除去恶，只能以善制恶，才能除恶。另一方面，这是在赋予少数人即便是最优秀的人以一种特殊权力——以暴力裁决和惩罚其他人的权力。这样也就将人分成了两类，一类人（少数）高踞于众人之上。当初，拉斯柯尼科夫（《罪与罚》中杀害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大学生）就是由于信奉这类理论而理直气壮地犯罪的。他对好友拉祖米欣说：“根据自然法则，人一般地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等人（平凡的人），也就是，可以说吧，只是一种繁殖同类的材料，一类是名副其实的人，即具有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说出新见解的才能或者禀赋的人。……第一类……的禀赋是保守的，循规蹈矩的，他们在顺从中生活，而且乐于做顺民。……他们应该做顺民，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第二类人全部犯法，根据能力大小，他们是破坏者或者倾向于破坏的人。……他们大多数在形形色色的声明中要求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在。但是，如果这种人，为了实现他的思想，需要跨过一具尸体，或者涉过血泊，那么，我想，他会在内心中，在良心上，允许自己涉过血泊的。”

大师小传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在七个孩子中排名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军医和彻彻底底的酒鬼，工作于莫斯科的Mariinsky穷人医院。父亲工作的医院地处莫斯科的荒郊野岭，犯人公墓、精神病院和孤儿院便是仅有地标式建筑。这些景象给年纪尚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穷困者的怜悯深深刺痛着他的心灵。虽然父母不允许，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喜欢去医院花园走走，看看那些晒太阳的病人，听他们讲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9岁首次发病，之后间或发作伴其一生。《白痴》中，梅什金公爵也患有癫痫，不得不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为之。

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他于之不屑的数学。与此同时，他还涉猎了莎士比亚、帕斯卡尔、维克多·雨果、的文学作品。在数学上涉猎颇广的他考试成绩优秀，于1841接受委任。那年，他已完成了两部浪漫主义剧作，深受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席勒的剧作《玛丽·斯图亚特》、《鲍里斯·戈东诺夫》影响，但均失散。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自称“做梦人”的青年人，却对席勒的这两部作品颇有取笑之意。

1846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之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昼》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圣彼得堡，次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他前后期的过渡作品，既有前期的对社会苦难人民的描写，又带有后期的宗教与哲学探讨。这段时间他文学上有所进展，但生活却连遭打击。1864年他的妻子和兄长相继逝世，他还需要照顾兄长的家人，这使得他濒临破产。他希望通过赌博来还清债务，却欠下更多债，整个人陷入消沉之中。

为了躲避债主，他被迫到欧洲避债。出版商答应给他预付款，但是要求他要在半年内写一部长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在写《罪与罚》，没有时间再写一部，但是出于生计只得同意。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与罚》出版，可视作近代世界推理小说鼻祖。而另一部长篇离交稿一个月，还没有写。在朋友介绍下，他认识了速记学校的高材生安娜，两人高效率的工作，一个月内完成了《赌徒》，于1867年出版。同年两人结婚，在安娜的鼓励与帮助下，他的生活才开始安定下来。1868年他完成了《白痴》。1872年完成了《群魔》。1873年开始他创办“作家日记”期刊，很受欢迎。1880年他发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他后期最重要的作品。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2月9日，他的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当天去世，弥留前妻子为他朗诵圣经。葬于圣彼得堡。

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空想社会主义感兴趣，参加了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同年果戈理发表《与友人书信选》别林斯基撰写《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其观点给予驳斥。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别林斯基这篇文章，并寻找到手抄本在小组上朗读。1849年4月23日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于11月16日执行死刑。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同时癫痫症发作的也愈发频繁。1854年他被释放，但是要求必须在西伯利亚服役。1858年他升为少尉，从此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与写作。从假处决事件到西伯利亚服刑这十年时间是他人生主要的转折，他开始反省自己，笃信宗教。也正是在在西伯利亚，他遇到了今后的妻子－玛丽亚·伊萨耶夫。

现实主义者的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

哲学现象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合理的利己主义”。他的这一思想也是与宗教人道主义相对立的，他不相信人有无私的爱，当然也就不会相信人能无私地爱上帝和爱邻人。他通过《怎么办?》中的罗普霍夫之口，说出了他的看法：“人并不是注定要献身的。这样的人十分罕见，谁也不会做这种牺牲，牺牲是一个虚假的概念，是胡说八道。怎样做你感到愉快，你就怎样去做。”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相信那种传统的（由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所主张的）对于人性的观点，即人性中既有动物性的一面，又有神性的一面。他从唯物主义和生理主义出发，得出了“人本主义”的结论，他所谓的人本主义“这个原理是要把人看作只具有一种本性的生物，而不应该把人的生命切成属于各种不同本性的几半。应该把人的活动的每个方面看作是从头到脚都包括在内的人的整个机体的活动；而如果它是人的机体中某个特殊器官的机能，那么，就应该在它和整个机体的天然联系中去考察这个器官。”

那么，从人的整体上去看人的活动，会得出什么认识呢?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人们根据经验知道，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设想，关心自己的利益要超过关心别人的利益，并且差不多总是用牺牲别人的利益、荣誉和生命来成全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每个人都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所有理智强的人在实际事务中总是抱着下面这种看法：利己主义是支配他们与之发生关系的每一个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在这方面他说得非常绝对：“在人的动机中和在他的生活的一切方面一样，没有相互不同或彼此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本性、两种基本的规律；而在人的行动动机的范围内的现象的全部多样性，就像整个人的生命中的现象的全部多样性一样，是由同一个本性和按照同一个规律发生的。”

但是，在生活中，人们的确看到一些人为了别人的利益、祖国的利益、亲人的利益、朋友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这又如何解释呢?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只须稍加留意那些表现为大公无私的行为和情感，我们便可看到，它们的基础仍然是那种关于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福利的思想，即依然是称作利己主义的情感。”丈夫死了，妻子悲痛欲绝，哀泣道：“你把我扔给谁?没有你，我怎么办?我活在世上无味!”孩子死了，母亲悲诉道：“我的安琪儿，我多么爱你啊!你的死使我的希望破灭了，我的一切快乐全都幻灭了!”看，“这里依然还是那些‘我’‘我的’等等。在最真挚和最温柔的友情中同样很容易发现利己主义的基础”。甚至为了心爱的人或东西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谈不上什么大公无私，因为“尽管他甚至为它牺牲了生命，但是牺牲的基础仍然是个人的打算或利己主义的热衷。所谓自我牺牲的大部分场合都不值得说成是自我牺牲：这一名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体面的”。即便萨古特城的居民为了不活活地落到汉尼拔的手里而全体自杀，也算不上什么自我牺牲，因为“他们宁愿忍受一分钟的可怕而致命的痛苦，也不愿忍受多年的折磨”。还是出于利己的考虑，“原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所有好的和坏的、崇高的和卑贱的、英勇的和胆怯的事情都来自一个源泉：怎么做更愉快，人就怎么做，他的出发点是放弃较小的利益或较小的满足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较大的满足”。

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只是因为它是和谬误以及虚伪对立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

经典理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按费尔巴哈哲学的观点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世界是统一的，“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现象都是统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而这些事物、现象之间的相同性就在于它们都是物质的。他坚决反对哲学中的二元论，否认有任何不依赖于物质、自然界的“精神实体”。他依据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的材料证明人只有一个统一的本性，指出人身上的两种不同的现象，即所谓物质方面的现象和所谓道德方面的现象，并不与人本性的统一相抵触。人体所发生的和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一个实在的本性进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关于人的问题的那一部分哲学的根据，认为哲学所看到的人，和医学、生理学、化学所看到的一样。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

在认识论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I。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他确信人类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自然界的一切对象及其属性都是能够被认识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人就能够在许多对象中认识到从前没有被历史运动充分揭露而为我们忽视的那些方面。他已经接触到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实践是在科学上评判一切争论点的极重要的标准，但他对实践的理解还未能完全摆脱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反驳对知识的主观主义的解释，他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承认自然界的客观的因果性、必然性，认为人的认识、思维规律不是只有主观的意义，而是反映对象的真实存在形式的。他深刻地揭露了康德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对科学发展的危害。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黑格尔的原则是非常有力而宽广的，可是结论却狭窄而渺小。在他看来，辩证方法的实质就在于从各方面去观察对象，从各种对立意见的斗争中去探索真理。他认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一切都取决于情况，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的条件，只有在考察了某一特定事实所以产生的一切情况之后，才能对这一事实做出肯定的判断。他用辩证法的观点去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和历史事件，指出自然界和历史的发展都是通过对旧形式的否定、通过飞跃和质变而进行的。但是，他并没有彻底地贯彻辩证法，例如他在经济学研究中提出了另一种方法，即所谓“假设法”。这种“假设法”要求撇开一切具体历史情况和条件，把问题尽量简化而加以抽象的思考。这种方法是和辩证法所要求的真理的具体性背道而驰的，从而使他的理论自身包含了矛盾。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创造性地应用于美学和伦理学。他批判了黑格尔的“美是理念”说的唯心主义实质，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重要命题，认为“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

在艺术对现实的关系这个美学基本问题上，他坚持现实生活高于艺术，艺术的目的和本质就在于再现生活。在伦理学说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人按其本性来说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只是因环境的不同而变成善的或恶的。他认为，支配人们行为动机的决定因素在于利益。怎样做更愉快、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人就怎样做，其出发点就是放弃较小的利益或满足，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满足。他提倡“合理利己主义”，把正确理解个人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同时又强调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和发展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В。г。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思想，同时受到L。费尔巴哈的深刻影响。他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过决定性作用，直到晚年他仍自称自己始终是费尔巴哈的忠实信徒。

大师小传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1828年7月生于萨拉托夫城一个神父家庭。他自幼喜好读书而且兴趣广泛，父亲所藏的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很多作品都被其“饱览”，因而在后来上学时时常觉得老师所教没有什么新东西。父亲不仅自己订了许多报刊，而且还经常从朋友处借来新的报刊，因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就从小就接触到当时俄罗斯一些知名的报刊，如《祖国纪事》《读书文库》和《现代人》等等。这些报刊给他带来新的信息，使他受到一定的影响，他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读过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论著。1936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在教会中学学习，这里能够教给他的东西的确可怜，他主要还是在家庭中学习。

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以外，少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从生活中进行学习。他从小就观察到一般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他看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纤夫、搬运工的贫困，也看到成群结队的囚犯在街上被驱赶，更看到城市广场上鞭笞犯人和处决犯人……这些，在他年少的心灵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845年12月，为了报考大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向教会中学提出退学的申请。学校给子他的评语是：“哲学、语文和俄国历史——特优；东正教、圣经、数学、拉丁语、希腊语和鞑靼语——优；很有天分，非常用功，品行良好。”184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历史—语文专业。进人大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的一个重大转折，在这里，他比过去更加自由地阅读、思考、争论，视野大大开阔，思想像自由的鸟儿一样不断地向远处飞翔。大学中虽然有一大批保守的教授，但也总还有一些学问很好而又思想解放的老师，这些人给他很大的影响。同时，还有很多热血。青年，他们都关心俄罗斯的未来，希望能在俄国复兴的事业上有所贡献；他们为崇高的社会理想所吸引，有着共同的爱好，这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非常愉快。正是在这里，他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大学期间有两个人对他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一是米·拉·米哈伊洛夫，另一则是阿·巴·哈内科夫。前者用自己的知识的见解帮助他开阔视野，特别是引导他走人俄罗斯的现代文学与政治。他们在一起阅读《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等刊物，一起通宵达旦地谈论文学、政治及学校的事情。可惜的是，在他们相交几个月之后，米哈伊洛夫就被迫离开了彼得堡。当然，他们的友谊还一直在继续。后者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当时哈内科夫正在努力宣传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思想，通过他，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与彼得拉舍夫斯小组的人们接触，并使他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1853年结婚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彼得堡，成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进步杂志的撰稿人。1855年发表著名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篇论文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定义。1856年涅克拉索夫出国就医，他接编《现代人》杂志，使它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强大阵地同年冬开始发表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系统探讨了俄国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政府逮捕，关入彼得保罗要塞。1864年他被判处服7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在囚禁与流放中他毫不沮丧，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的优秀作品，如《怎么办？》（1862一1863）《序幕》（1867一1869）。1883年获准在阿斯特拉罕居住。1889年才获准返回故乡。由于备受折磨，他于同年10月病逝。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曾说，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的中心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是思想领袖”。又说：“就个人的道德品质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最优秀的俄国人之一，而且是近于神圣的人。”他的社会思想接近于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思想，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二者又有分歧，他们属于不同的年代。别尔嘉耶夫在分析19—20世纪初俄国的革命思想时，曾经指出：“比较温和的4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被比较激烈的60年代的‘现实主义者’所代替。同样，后来比较温和的民粹主义者被比较激烈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代替，比较温和的孟什维克被比较激烈的布尔什维克所代替。”赫尔岑是40年代理想主义者的代表，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是60年代现实主义者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