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说,你对和你关系越亲近的人,爱的成分就越大。是不是这样呀?”墨子问。
“是的,完全可以这样说。”巫马子回答说。
“那你最爱的,当然是你自己了?”墨子问巫马子。
“那还用说吗?”巫马子反问墨子。
“那么你对于痛苦又是怎么样想的呢?”墨子问巫马子。
“也和刚才的情况相似。越是和自己关系亲近的人,如果他们发生了不幸,那么我的痛苦就越大。”巫马子说。
“你把你刚才所说的那些话,是放在心里呢,还是想要对所有的人进行宣传?”墨子问。
“我为什么要把我这些真实的感受和想法藏在心里呢?作为孔门弟子,我当然有责任把先师的学说发扬光大。”巫马子显得很神气地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比较危险了。甚至可以说,你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墨子郑重其事地说。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巫马子觉得墨子的话很奇怪,所以就追问道。
“你可以设想一下:对于你所宣传的那些东西,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认为是对的,那么这一个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你杀了;如果有十个人认为你的话是有道理的,那么就有十个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你杀了;如果天下的人都认为你的话是有道理的,那么天下所有的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你杀了。相反的,你所宣传的那些原则,如果有一个人认为是不对的,那么这个人就会为了他所不喜欢的那些原则而把你杀了;如果有十个人认为你的原则是不对的,那么这十个人就会为了他们所不喜欢的那些原则而把你杀了;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认为你的原则是不对的,那么天下所有的人都会为了他们所不喜欢的那些原则而把你杀了。总之,你的原则,不论人们认为是正确的,还是认为不正确的,你都避免不了一死的下场。”墨子也不无得意地说。
“爱当然应该是有差别的。”巫马子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爱别人,如果只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那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如果你的观点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如果认为杀了你对于他们有好处,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杀了;而反对你的主张的那些人,他们会认为你是在散布一些错误的东西而对你群起而攻之。所以,如果凡事都只是从自己的爱出发,而不是主张没有差别的兼爱,那么最终的结果恰恰是害了自己。兼爱,则不但有利于别人,而且也有利于自己。”墨子通过和巫马子的辩论,澄清了墨家兼爱的概念。
“所以,爱人者,人必爱他;对于他人做了有利事情的人,人们也会为他做有利的事情。同样的,如果你对别人不好,那么别人也一样不会对你好的;如果你憎恶别人,那么别人也一样会憎恶你;你如果想要害人,那么别人也是会想法子来害你的。所以做人应该要相互帮助。有钱的人应该以出钱的方式来帮助别人,有力的人应该通过出力的方式来帮助别人,而有知识的人呢,则应该通过自己的知识来帮助别人。”墨子尽情地阐述着墨家兼爱的理论。
“照你这么说,兼爱就可以避免战争了?”巫马子很不信服地问。
“那是自然。凡是战争,就是因为诸侯之间不相爱的缘故;君臣之间不相爱,则必然会发生篡权、篡位等情况,就不可能上惠下忠;如果人和人之间不相爱,那就会发生相互之间猜疑和侵害等情况的发生;如果父子之间不相爱,那必然是父不慈,子不孝;兄弟之间不相爱,那么兄弟之间的关系也一定不会协调的。极而言之,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不相爱,那么一定会产生强者欺侮弱者,有钱的人压榨穷人,有权的人必然会滥用自己的职权,而奸诈之徒就会欺负忠诚的老实人。”墨子的口才确实不错,很能说服人。
可是巫马子不以为然地说:“你如果主张要我爱自己亲近的人,那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可是要我去爱一切人,那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人和人之间是以一定的利害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了利益关系,你说的兼爱也许还是可行的。”
“巫马子,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人和人之间的确是以一定的利害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利害关系如果能够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实现了‘交相利’,那么对双方都有好处,这就可以做到对一切人都兼爱了。”墨子的兼爱理论是建立在“交相利”的基础上的。
“你这话听起来的确很有道理,但是怎么可能实现呢?”巫马子问。
“如果我的这个理论只是一个中听不中用的理论,那么即使是我自己,也是不会采纳这个理论的。但是我相信我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而且完全可以实施。如果一个人把其他人的家,看作是自己的家,谁还会去偷窃呢?如果一个人把他人都看作像自己一样,那又有谁还会去打他人的主意呢?如果一个国家把其他的国家看作和自己的国家一样,那么又怎么会去进攻其他的国家呢?”墨子反问巫马子,巫马子无言以对。
孟轲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则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家曾经是先秦时期极为兴盛的学派,墨者除了在思想上主张兼爱,反对儒家,在行动上更积极地为反战非攻而奔走。
经典理论
实用主义哲学
墨子认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物都有一用处。知道了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物既是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去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例如墨子讲“兼爱”:“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这是说能“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用”的。这便是墨子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家说:“义,利也。”便进一层说,说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墨子的实用主义,很容易被人误解,这是因为人们把这“利”字“用”字解错了。这“利”字不是“财利”的利,这“用”也不是“财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是指人生行为而言。
兼爱非攻
墨翟也讲仁义,但和儒家不同。他的仁义是指“兼爱”——每个人都应该平等而无差别地爱天下所有人。墨翟认为天下之大害就是强劫弱、众暴寡,其根源就是厌人之心和害人之心,如果能够用爱人、利人之心代替,“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才是天下之利,所以墨翟主张“兼爱”。墨翟还主张“天”是爱人的,天意要所有人彼此相爱,并且用祸福作为赏罚,所以人应该要“兼爱”。
在《墨子》一书中,有三章都在讲“兼爱”。在这其中,墨子首先区别了“兼”与“别”。那些坚持说“爱”有区别的人认为:想让我把朋友看成是我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是自己的父母,不仅做不到,反而都成了冷漠的人。主张兼爱的人则恰恰相反,认为:我应当像关心自己那样关心朋友和朋友的父母,为朋友竭尽已力。墨子在后面反问:这两种原则,谁是谁非?
为了衡量“是”与“非”,墨子提出了三项准则:
第一,人做事是否根据天和神灵的意志,与古代圣主的事业一致,这是事物之本。墨子说:“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盍尝尚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
第三,由政府付诸实施,看是否对国家、百姓有利,那所谓事物之用,最重要的是这第三条。墨子说:“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故罚也。’”“……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之则不送。……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吾命固且贫。”’“……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这就是墨子论证“兼爱”的主要原则。在《兼爱》下篇里,墨子论证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生,此胡以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墨子以功利主义的论辩证明“兼爱”是完全正确的。人们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理想的世界。
落实到现实的政治环境,墨翟则主张“非攻”,他的理由是攻伐只有胜败两种结果,即使打了胜仗往往也会劳师动众,所得的战果只是一片焦土,因此他从现实利害的观点来反对战争。
当时在孟轲眼中最为兴盛的学说,除了墨翟”利他”的兼爱,另一个则是与之恰好相反.主张”自利”的杨朱。杨朱的主张和著作今天都已经失传,从其他书中只能知道他主张过“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似乎是一种一毛不拔、独善其身的利己主义。
大师小传
墨子(约公元前480-前400年),是春秋末战国初的思想,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本名翟,鲁国人,有的说是宋国人。和孔子一样,墨子成年后曾四处游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冀济世救危。不过,由于他的主张未被当权者采用,始终未得以重用。晚年,墨子主要从事授徒讲学的活动;并以自己的声望向各国统治者举荐弟子出仕,借以推行他的政治理想。在墨子的感召下,其身边聚集着一批有才华的弟子,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学派。该学派在战国时期称为“当世之显学”,谓之墨家。
墨翟回答:“我知道你的办法,但我也不说。”楚王问墨翟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公输般想要杀掉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300人,早就拿着我的防御武器,在宋城等候楚国,所以就算杀了我也不能打败他们取得宋国。”楚王听了只好放弃攻宋。《墨子》中除了阐述思想,还论及防御战术和守城武器以及相关的物理学知识。墨者为和平和反侵略而奔走,是以生命救世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