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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几乎被饿死的粮食局局长（第1页）

一位几乎被饿死的粮食局局长

《军需处长冻死长征路上》的故事深深地震撼着我、感染着我。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的七外公——张佶。在老家，我们称呼他“七外爷”。

1960年的一天，盐池红井子的大舅（七外爷的大侄子）早晨起来对家人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七爸饿得面黄肌瘦的。前天听甘肃那边逃荒过来的人说，张掖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我想带点咱们家的吃头，去看看两个叔老子（六外爷也在张掖，任法院院长）。”家里人说：“粮食局局长珍米细面吃得多了，还能吃下去咱老家的粗茶淡饭？再说，把谁饿着了，也不会把粮食局局长饿着呀。”大舅说：“七爸这人我太了解哩，他宁让自己饿着也不会让老百姓饿着。我眼皮子跳得厉害，感觉不妙。别再真有的啥事。”他催促家里人赶快准备了荞面、小米、南瓜、锅盔、羊奶皮子等，连夜起身，经过三天多的辗转颠簸才到张掖。在粮食局办公室兼宿舍里找到了七外爷。

感觉有人进来，趴在办公桌上的七外爷睁开眼睛看了看，又闭上眼睛，用微弱的语气说：“粮食局也没粮了，找我也没办法。我家也断顿了……”

大舅见七外爷人都不认识了，赶快从褡裢里取出羊奶皮子递给七外爷，高声问：“七爸，我是你大侄子万福！连我都不认得哩？”七外爷又睁开眼睛，端详了好一阵子，才认出来。大舅看七外爷双手发抖，连食物都喂不到嘴里，就喂七外爷羊奶皮、锅盔，又灌了些水。过了好久，七外爷才挣扎着坐了起来，抱着大舅，两个人哭了一场。哭完了，七外爷说：“我本来想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家里，但信息不通。想找个熟人捎个话，也没人。再说，那也来不及。没想到你能拿着吃的来看我，可救了你七爸的命，要不然……”

晚上，大舅对他的两位叔父说：“我看你们也不要当这个官了，咱们回老家吧。回去至少能吃饱肚子。”七外爷摇着头，说：“那不行啊。这个时候回去，跟战场上当逃兵有啥区别？咱当年参加革命为啥来着？”两外爷眼睛睁得好大，准备批评大舅。大舅不顾两位叔叔的态度，继续说：“我要是今天没赶来，七爸你不就完了……”七外爷用他那惯有的大嗓门说：“完了就完了，总比当逃兵的好，让世人戳脊梁骨！我和你六爸出来闹革命那阵，不也是成天提着个脑袋吗？那多危险！好了，大侄子，咱们面也见了，话也拉了，我们弟兄俩也活过来了。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吧，盛（待）在这儿还要吃饭呢，这饭我们可管不起。这是点粮票，你都拿回去，放我这儿也没用。大侄子，请你和家里人都放心，你六爸、你七爸都没亏过人，命大着呢，没那么容易死。”六外爷也是同样的态度，说了类似的话。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指着墙上的玻璃相框里最上面的一张两人合影黑白照片，告诉我“这是你七外爷和你六外爷”，还讲了些七外爷的故事。后来，我经常神气地告诉我那些发小们：“这是七外爷，有枪呢。看你们谁还敢欺负我。”七外爷一直在外面工作，所以我童年也没见过七外爷，直到1982年我到盐池一中上高中时，在盐池秦腔剧团四舅家，才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那个传奇人物——七外爷。

七外爷个头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身穿灰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身板很直，说话腔口很硬，人很干练。他见了我说：“我三侄女长得好，养的娃娃个个都攒劲！”我开玩笑回答：“那都是因为‘上山水’清（外家人骨血好、家风好），七外爷就攒劲嘛！”七外爷笑着高声说：“不错，像我们张家的骨血！”临别，给我留了他家银川的地址“解放街展览馆北边水利家属院……”并鼓励我：“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命运就改变了。没娘娃娃太不容易，有困难就来找你七外爷。”我回答：“谢谢七外爷，我一定努力！”

两年后，我考到了宁夏农学院，第一个周末就去银川向七外爷“报到”。老人非常喜欢他三侄女、我的母亲，每次见面都少不了说我母亲人贤惠、茶饭好、针线好、重亲情。也许是这个原因，七外爷也喜欢我。所以，我就经常去七外爷家，跟老人家拉拉家常、说说学习、谈谈人生，帮着拖个煤饼子，给花池翻个土、除个草啥的。这期间，我更多地了解到七外爷的高尚人格、传奇人生和光辉事迹。

七外爷小时候家里很穷，一直给别人家放羊、放牛，直到十七周岁才进入本村私塾读了两年多书。由于他聪明勤勉，早早就通过“白识字”学了不少字，所以上了两年多私塾，就当了小学教员。受他父亲的影响，1940年七外爷和六外爷哥俩手拉手一起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外爷担任定边师范学校管理员兼校农场场长。

七外爷说自己是“石山沟”里爬出来的，哪有不会干的农活。他说“石山沟”是用他家乡那个村名，比喻自己出身“土气”、性格坚毅，有劳动本色。农场的所有农活他都会干，而且手脚很利索，耕地、耧地、除草、收割、打场等，什么农活都考不住他，而且干活的时候总是冲在最前面，没人比他干得更好、更“出活”（效率高）。学校和农场的人都说他干活的“式子硬”，被誉为农场的“庄稼把式”（行家），所以大家干活都很敬畏这个张场长，谁也不敢偷懒。在七外爷的带领下，定边师范学校积极投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中，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纺线织衣。不到两年时间，就解决了全校千余名师生的生活自给问题，实现了生产自救。由于表现出色和成绩优异，1943年11月，七外爷被推荐为劳模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劳模大会，受到中央嘉奖，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三边地委从干部中选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进入机关工作，七外爷被选中，分配到盐池县保安科工作，同时兼任前线侦查员，承担着保卫县委政府机关安全的重要职责。1947年3月，马鸿奎侵犯三边，保安科一班人护送县委政府机关向南撤退进山区，并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游击战。这个机智、有文化的侦察员，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最危险、最艰苦的侦查任务。国民党伪保长是他的表兄，伪政府想通过这个保长和七外爷的关系，将七外爷拉拢过去为他们工作。机敏过人、能说会道的七外爷开口便对表兄猛批一通：“马匪侵犯三边一时得势是暂时的，嚣张不了几天，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让我脱离党，脱离革命，痴心妄想！”接着便语重心长地给表兄讲革命形势，讲共产党好，不要被眼前的困难给迷惑了。最终，把表兄成功策反过来，成了共产党的一名地下情报员。

由于工作出色，七外爷被任命为里山区（由盐池县麻黄山和环县的一部分地区构成）区委书记兼区长。

全国解放后，七外爷任阿拉善旗工委委员，积极协助工委书记曹动之开展工作，深受组织信任。七外爷在阿拉善工作很出色，在调查郭栓子伏击曹动之案中认真负责，得到组织高度评价，随后调任灵武县公安局局长，接着又调往甘肃省检察院工作，任政法办副主任。

工作认真勤勉又有文化的七外爷很受检察院领导器重。外公家族男人们的个性都特别耿直、倔强，七外爷尤其如此。一段时间，检察院干部对某领导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议论纷纷。七外爷听着很难受，就好像自己犯了错误一样。作为支部书记，他想帮助一下这位老领导、老革命，便做工作让这位领导在支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自己也对领导进行了批评。

没过多久，七外爷被调离省检察院，到张掖行署粮食局当局长。

上任粮食局局长第一天，他就被排队等待批条子的居民围住了办公室的门。一了解，才知道张掖居民用粮票买粮食、下馆子，都还得有政府批准的条子。进一步调查发现，所有粮库很长时间都是有出无进，多数粮仓都空了，存粮严重告急。他立即向地委主要领导反映了这一个问题，领导不表态。他接着又在地委扩大会上提出粮库告急问题，建议尽快向上级报告。领导严厉批评七外爷“思想有问题”“像个没有觉悟的群众”。

七外爷在省检察院就知道当地搞浮夸，没想到来下面一看，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从来不知道害怕的七外爷这次害怕了。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让他坐立不安、心急如焚。看着那些饥肠辘辘的百姓，他除了断掉自己的伙食与灾民一起挨饿，再没有任何办法。

这就回到了前面，大舅送去粮食救了生命危在旦夕的七外爷的那段故事。

刚刚恢复了一点体力的七外爷继续找地委领导反映情况。领导不表态，他就跟领导喊、拍桌子，随后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粮食局局长职务，下放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中央纠正了“大跃进”错误。时任中央监察委副书记、监察部长的钱瑛同志，亲率工作组到甘肃调查。工作组的调查表明，七外爷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充分肯定了他在反浮夸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斗争精神，随即对七外爷进行了平反，并任命为张掖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缺少政法干部。1962年，哥俩相继调回宁夏工作。七外爷任自治区检察院二处副处长，六外爷任吴忠县法院院长。1963年，七外爷任盐池县县长。

上任县长伊始，七外爷就深入生产一线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七外爷最基本、也是最拿手的工作方法。调研时，他总是以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翻地、耕地、收庄稼等，什么活都能干。农民根本就看不出跟他们一起干活的人是什么领导干部。当他们得知是县长时，就笑着说：“咱们张县长干活的架势就对着呢，一看就是个己人（自己人）。”

一次，七外爷在县农具厂调研时，提起一张耧试着用，结果把耧摇散架了。七外爷严厉地批评厂长：“公家的厂子，怎么能生产出这样的劣质货呢？咱们不能哄老百姓！”因为这句话，“**”中七外爷受到严重冲击，被下放到乡下接受劳动改造。劳动中，七外爷干得最好、干得最多。老百姓都说：“张县长度量大、骨头硬，真是咱老区的‘儿娃子’（男子汉）！”

盐池上了年纪的人，提起当年的张县长，都竖大拇指。听他们说，七外爷当县长时，一直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平房里办公，管后勤的几次提出要给他调整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他坚持说：“办公室嘛，够用就行。大家办公条件都差，我一个人占那么多房子，叫大家咋说。”七外爷特别爱下乡，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他自己喂了一头骡子。工作人员提出给他换一匹马，再配一个喂马的勤务人员。他说：“我从小就放牲口、喂牲口，拔草喂牲口我顺手就做了。你们派个人伺候我，我不自在。时间长了，我身上就会长出官僚主义的。现在人手这么紧张、工作这么忙，我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再说，年轻人有空多学点文化、长点本事，比伺候我意义要大得多。”七外爷最反对前呼后拥，下乡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他常说：“跟上一大群人，老百姓就不敢跟我们说实话了。”老家侄孙中学毕业，听说县政府需要勤务人员，也符合进县政府工作的条件，就找七外爷。七外爷严厉地说：“别人够条件的都可以进，唯独我的亲属不能进。县政府是人民政府，不是咱们家的政府，更不是封建社会的衙门！”

其实，七外爷并非铁石心肠、六亲不认的老古板。六舅（张万寿）不止一次讲过，自己能够成为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七外爷对他的鼎力帮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值“低标准”时期，当时六舅因家境贫寒，中断了学业。七外爷得知后，对他四哥（六舅的父亲）说：“家里有困难就给我说，怎么能让孩子失学呢？”说完，拿出一个存折递给侄子，并勉励他好好学习。六舅说，拿到折子后他很吃惊，折子上竟然有一百多块钱！在那个年代，一百多块钱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可能是七外爷所有的积蓄。六舅正是靠着这一百多块钱，一直读完高中。

我每次去七外爷家，临走时，他总要问一句：“身上有钱没？”并掏出钱给我。我说：“有呢。每个月学校发二十三块五毛钱伙食费，家里稍微填补点就够了。再说，我经常给人刻蜡版，一张能挣五毛钱。”七外爷听了很高兴，摸摸我的头，又揪揪我的耳朵，说：“穷苦家的娃娃，知道自己往前奔达。要是你妈能活到今天多好呀。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好干部！”

我问过七外爷，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没有退缩、没有寻短见？老人告诉我：“我相信组织，所以我就忍着。关键是自己一直在为老百姓做事，老百姓明白得很，他们从心里是支持我的。我有信仰，我不孤立，所以我活得理直气壮。”

七外爷对自己的进退留转看得很开。“**”结束后，需要落实政策的干部很多，位置很难安排，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哪儿都可以，都是革命工作。”组织安排他到永宁县任革委会保卫处处长，后来调任银川市法院副院长，银川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享受副厅级待遇），1983年离休。

七外爷离休第二年，我考到了宁夏农学院，此后就有更多和七外爷见面、交流的机会。

我原以为七外爷是老革命，也应该是“大老粗”吧。一次，七外爷问我：“你们农经专业都开了哪些课？”我回答：“专业课还没有开，目前就开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外语这些。”七外爷问了我几个基本概念，我一一回答了，他点点头，给我讲了他自己的理解，并从劳动二重性一直讲到剩余价值规律，让我突然明白了政治经济学应该这样学。七外爷告诉我：“学经济很好，但必须要掌握好基础理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你以后是国家干部，要注意理论修养。有时间，就锻炼着写点东西，现在各单位都缺少‘笔杆子’。”他说，哲学是让人聪明的学问，一定要学好、学扎实，关键是要会应用。这次交流，让我更加敬仰这位长者，以后去他家的次数更加频繁，有时星期六下午过去，晚上就跟七外爷睡在一张**，两人经常聊到后半夜。

1986年7月初，正值期末考试，六舅打电话告诉我七外爷有病住院了。我坐上9路公交车到南门广场，然后一路跑到银川市医院。看见病**的七外爷头上戴着冰帽，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身边围着四五个人，我浑身发软，过去抓住七外爷的手，大声告诉他我是谁。感觉他微微捏了一下我的手，后面就仅剩下呼噜噜的吸氧声。我忍不住哭了，六舅含着眼泪安慰我：“医院正在想办法抢救，还有希望。”六舅拿出X光片对我说：“看看你七外爷厉害不？三根肋骨断了，从来都没说过疼，我们谁都不知道。”傍晚，我回学校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把弟弟留下伺候老人。

为了不影响我的考试，舅舅、弟弟再没给我打电话。我没法联系他们，只能默默地祈祷七外爷能好起来。当我考完最后一门课，从考场赶到医院时，七外爷已经进了太平间……那是7月15日。

说七外爷是老革命，其实他才六十六岁。我们曾约定，我毕业后，周末有空就去陪他拉话，如果可能的话，帮他写回忆录。他还告诉我，等我毕业后，有时间了，带着他去我老家，看看他战斗过的地方，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沟、那里的老朋友（我三伯父王杰就是当年和七外爷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还是甘肃的同事，后来在甘肃省地矿局离休），还要看看他三侄女留下的印记。

七外爷走了，留下的只有记忆、缅怀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