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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表（第1页）

钟表

没有钟表之前，我们的祖先靠漏记录时间，官府通过更夫敲打的更声告知百姓时间。我小的时候，钟表是显示时间最方便、也近乎是唯一的工具。谁家有一台钟表，全家人都以此为荣；谁手腕上有一块手表，不知能引来多少羡慕的目光。

农民以种地养畜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似乎不需要钟表这类显示时间的工具。我从记事起到后来的那几年，全庄子没有一台钟表，没有一块手表。

听说有一种看时间的东西，我没有见过。一次，大队开会的会议地点就在我们庄子。记得那天来讲话的是公社书记，是我当时见过最大的官。他穿着一件白衬衣，袖口卷得高高的，胳膊上戴着一根铁链，链条上拴着一块镶玻璃的圆片。大人们说，那就是手表。书记在讲话中不时挥舞着胳膊，手表一闪一闪明晃晃的，表盘上反射的太阳光不时光顾我的眼睛。一开始我无意识地用胳膊挡一下那刺眼的光，转瞬又有一种荣耀感，又伸着脖子期盼、追赶那束珍贵的光芒。书记讲的啥我一概不知，我的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叫作“手表”的高贵物品。

后来去县城，住在亲戚家。拉风箱烧火的表兄手臂上戴着一块蓝色表盘的手表。往灶火里煨炭的一瞬间，在火光映照下，那蓝色的表盘比中秋朗月还要美丽。

上学那年，生产队开办了小学。为了让老师知道上下课时间，生产队买了一台钟表。老师在小小的办公桌上腾出一小块地方，用嘴吹了又吹上面的灰尘，觉得不放心，又用自己新买的擦脸毛巾擦了几遍。队长抓住小桌摇了摇，给桌腿下面支了点薄瓦片，这才把钟表交给老师。老师咧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拧了拧钟表背后的旋钮，把钟表靠在耳朵上听了听，然后放在办公桌靠墙的拐角处。老师放下又拿起钟表，歪着脖子反复调整了三四次方位，才让那神像般的钟表落定。

上课前，老师一手高高举起那个心爱物，一手指着上面的部件告诉我们：“钟表上有三根针，最长、看见转动的这根红色的指针叫秒针，绕着钟表盘转一圈是六十秒，也是一分钟；比秒针短一点宽一点的叫分针……最短的这根针叫时针，‘时间’的‘时’，转一圈是十二小时，转两圈就是一天一夜。咱们一节课四十五分钟，我定好铃子，到了下课时间，钟表铃子就会自动响……”

在三个年级的混合教室里，刚上学的我坐在距离钟表最近的地方。两只眼睛死盯着分针和那个刻度，至于老师讲的啥课，我根本没听。老师显然看出了我在开小差，几次用尺子在我面前晃动，我还是没法集中注意力听课。

分针走得也太慢了，盯得我眼睛发涩、脖子发酸，才走了不到十个格子。那该死的分针，就像我家那头老驴，就算皮鞭抽在身上，依然我行我素、不紧不慢。我恨不得钻进去用手往前拨一段。想着想着，手就在空中做起了动作。老师终于忍不住了，拿尺子在我手上拍了一下。我收起双手，低下脑袋，眼睛却偷偷地向上翻着，死盯着钟表的分针……眼看指针指到了下课的刻度上，钟表就是没有反应。我闭上眼睛，准备舒缓一下神经。就在此刻，钟表突然响了，我一紧张，书、本、铅笔掉了一地……

后来在舅舅家见到一台钟表，比我们学校的大。头顶上有一对明亮的铃铛，表盘上一只公鸡带着一群小鸡啄米，一秒钟啄一下，感觉好神奇。接着又在一个远房亲戚家见到墙壁上挂着一台更大的钟表，钟表下面还吊着个“秤砣”，不停地摆来摆去。时针指向几点，就会发出几声敲钟声；指向半点，就响一声。回来后，我饶有兴致地向小伙伴讲了好几天关于钟表的见闻。

上初中时，学校没法解决冬天的取暖问题，村子的五六个孩子每天步行近十里路回家吃饭睡觉。早晨带点干粮、窝头或者炒面什么的，中午凑合着吃点，不饿就行。下午下课回家再吃饭，我们称之为“跑灶”。为了早晨七点半前赶到学校上晨读，必须六点半之前出门才不至于迟到。

我家没有钟表，几个同学家也都没有钟表。父亲只能靠看星星、月亮，听公鸡打鸣叫我起床。我起来后，去喊最近的另一个同学。这时庄子里的狗全都叫起来，其他同学就在犬吠声中凑在一起，然后向学校的方向走去。大家边走边大声说话，以驱赶对天黑的胆怯。

父亲这样叫我起床，时间长了，我自己也就有了一些经验，到外面尿尿时会根据星星、月亮的位置判断时间的早晚，比如三星西下，“十五、十六，日月明透”。

夜空晴朗还行，遇到阴霾天气，就只能靠听公鸡叫鸣，但冬天鸡窝里贪睡的公鸡叫鸣并不那么准时。为了不让我迟到或者起床太早，天阴的时候，父亲常常只睡前半夜，后半夜每隔一会儿就出去外面听一听、看一看，等我上学走了他再睡一会儿。好几次父亲因叫早了我而自责：“半夜三更就去学校，冻坏了吧？”我说：“没事，我有皮衮子冻不着。”父亲说：“赶明手头松宽一点，咱也买个钟表——最便宜的那种。”父亲和我都明白，按照当时那种家庭条件，买钟表就是纸上画的个饼子。

城里的一个远方表兄下乡办事，在我家住了一晚上。晚上睡觉时，表兄取下手表拧发条。拧完发条后，大口哈气，用手绢仔细擦了几遍手表和表带。父亲问：“手表多少钱？”表兄说：“这是上海十七钻的，一百多。十九钻的还要贵一点，要是进口的欧米伽，就更贵了。”表兄把表递给父亲，父亲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轻轻接过手表，凑到灯下看了看，又赶快还给表哥。表哥捏着手表捂在父亲耳朵上，问：“表叔听见里面的钢音没？”父亲说：“对对对，听得真真的，比榔头敲犁铧声还刚劲！”表哥又拿到我耳朵上。父亲赶快说：“算了算了，娃娃家能懂个啥！”表哥指着表盘告诉父亲怎样认表上的时间，父亲不停地点头。那么小的表盘，那么昏暗的灯光，父亲肯定没搞明白，点头仅表示尊重。印象中，这个远方表哥是来我家住的第一个城里下来的干部。

刚上初中那阵儿，学校上下课的铃子都是由做饭大师傅兼职敲的。前面大师傅走了，新来了个大师傅不认识钟表，校领导就让参与值班的学生看钟表、敲铃铛。

一个周六的下午，班主任把红袖章和钟表交给我，郑重地告诉我：“下礼拜轮到咱们班执勤，按规定我是下周的值班班长。根据这段时间各方面的表现，你就是执勤班副班长。看好钟表，盯好时间，晚自习跟我巡逻！”老师教我怎样定闹铃，我接过钟表看了看，试着拧了拧，点头表示明白。我把钟表和红袖章装进书包，转身一口气跑回十里外的村子。一进村子，我就拿出钟表拎在手上，见人就主动上前打招呼。我以最长路径、最慢速度穿过半个村子，只看到三四个人，心里有些失落。

看着钟表，父亲似乎看到了我读书成功的一线希望，露出难得的笑容。夜里熄灯后，父子躺在炕上与我聊了很长时间。

星期天中午吃过饭，父亲出乎意料地说：“早点去，别打铃迟到了。”而以往这时，父亲总会说：“再干一会儿活，去学校早了也是外面站着。”我提起钟表，沿着昨天回来的路线，提前两个多小时来到学校。

校园空****、静悄悄的，甚至比放假时还要安静。我戴上红袖章，拎着钟表，从门房开始，沿着宿舍、教室、食堂、库房、操场、猪圈，转了一大圈回到门房，除了看大门的，其他一个人都没见着。我来到班主任老师宿舍门前，从书包里拿出语文书。把书包平放在宿舍门口的青砖台阶上，我坐在书包上，语文书在我双膝上，钟表平躺在翻开的语文书上。我再一次定了闹铃，打了十分钟的提前量，又紧了紧发条，边背课文边恭候全校师生的到来。

我把学过要求背诵的课文全都背诵了一遍，怎么还有一个半小时？不会是这钟表出了问题吧？我来到学校对面的邮电所，正好有认识的人手上带着手表。两人对了对时间，我手上的钟表还快了三分钟！我回到原地，继续坐下等待……

“来得挺早！”我一抬头，是班主任老师。老师把我让进宿舍，问我：“会用表了吧？”我说：“会了！”我期待老师说说执勤的事，老师没有再说啥，就把全班的语文作业交给我，让我带回教室。来校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校园渐渐热闹了起来。

距离上晚自习还有十分钟时间，我操起灶房砸煤的锤子，对着树上那块锈迹斑斑的犁铧重重地敲了下去。敲完后，感觉节奏不大美气。十分钟后，又敲了一次，这次节奏稍好了一些。

就这样，决定全校师生行动步调的钟表，在我的怀里被我抱了一个星期。星期六下午放学铃敲完后，我们把钟表连同红袖章交给了下一个班级。完后，老师对我说：“学校这样安排是影响学生学习的。”有些心虚的我立刻明白，老师这是在批评我这周听课、学习不认真。

1984年考上大学那年，采油公司给村上赔了些耕地占用补偿费。父亲、哥哥们决定拿出一百元给我买块手表，“破天荒”地作为对我的奖励。我拿着钱到七外爷家，请七外爷带我在银川新华街钟表商店里买了块“宝石花”手表。同学里戴手表的并不多，我觉得自己这样的家庭条件戴块手表有些奢侈，手表一直悄悄地藏在衬衣袖子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下面。

不久，电子手表大流行，我把这块手表给了父亲。父亲戴着手表，高兴地看了一会儿，又从手腕上摘下手表说：“这是洋气玩意，我一个放羊的戴上不自在。”我说：“现在‘三转一响’不时兴了，农民戴手表很普遍。放羊戴手表，天阴看时间挺好的。”我又给父亲戴在手腕上，父亲微笑着说：“那好吧。”

以后好多年，不管是学生时代的假期还是上班后的节假日，每次见到父亲，总能看到手腕上的那块手表。一次，见父亲总是紧捂着衬衣袖口，我“无意中”摸了一下父亲的袖口，知道手腕上没有手表。我问手表呢，父亲说修去了。哥哥告诉我父亲的表坏了，修不好了。还说父亲平时很少戴那块表，只是见到我的时候才戴。

我感觉好惭愧，就给父亲买了一块不用上发条、走时更准、更时尚的石英表。后来经济条件更好了，父亲拿上了手机。然而父亲依然戴着那块石英表，他只信任那块手表的时间。

父亲去世三周年，哥哥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又看到了那块边上有些磨损的石英表。我突然想起，有一次父亲在亲戚面前夸耀“这表是儿子给我买的”。

我后悔为什么没给父亲买块更好的新手表呢……

壬寅重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