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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为官之策 官场楷模荣宠不衰（第4页）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其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这样曾国藩既避免了与肃顺的直接往来，但同时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决策。

谨慎并非美德，却是成大事必备的素质。《诗经》中说，做事应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认为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俗语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朱熹说，古今大英雄豪杰，做事必有临深履薄的感受才能成大事，他在给陈亮的书信中说：“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探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明代大儒薛也说：“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中来。”

吕坤的《呻吟语》、洪应明的《菜根谭》、石成金的《传家宝》是明清处世三大奇书，也都把谨慎作为待人办事的秘方。吕坤说：“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则失难。”洪应明说：“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从薄冰上履过。”意思是，要想办惊天动地的事业，就要有如在薄冰上行走一样谨慎才行。

谨慎方可办大事，可以说是古代贤哲经历无数磨难后总结出来的硬道理。为人如此，自修如此，做官更须如此。因此，为官三箴（清、慎、勤）中，“慎”字被列为第二，仅次于“清”字，比“勤”字还重要一些。

何谓慎？刚毅说：“行不放逸，语不宣泄，谓之慎。”就是说，一言一行，均须慎重。谨慎方能成大事，不慎则往往会谋虑机权，不可以不密。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故言易泄者，召祸之媒也；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

怎样做才算是谨慎呢？

其一，要深思熟虑。每遇到一件事，都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掌握充分而全面的情况，反复思考，得出解决的办法，没有疑问，再付诸实施。正如宋人陈襄所说：“官司凡施设一事情，休戚系焉。必考之以法，揆之干心，了无所疑，然后施行。有疑，必反复致思，思之不得，谋于同僚。否则，宁缓以处之，无为轻举，以贻后悔。”清人张运青说：“处事当熟思审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其二，一言一行都要谨慎。清人高廷瑶指出：“夫居官之要，莫要于谨言慎行。举止戒浮动，说话戒夸张。上官及朋友有事相商，不可漏泄，所谓几事不密则害成也。”清人文海认为：“‘慎’字所包甚广，不独刑罚之措施，钱谷之出纳，凡堂上之一喜—怒，署内之一言一动，俱有关系，不可任我性情。”

其三，谨始慎终，时时都要谨慎。清人郑端说：“事必谋始。莅事之初，士民观听所系，廉污贤否所基，作事务须详审，未可轻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后难更改；持身务须点检清白，且不可轻与人交，思一有濡染，动遭钳制，不但贿赂可以污人而已。”不仅要谨始，而且要慎终。正如元代名臣张养浩所说：“为政者不难于始而难于克终也。初焉则锐，中焉则缓，末焉则废者，人之情也。慎始如终，故君子称焉。”老子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真的就是这层意思。

国藩败挫多年，慎极生葸，常恐一处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也。

可见，他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经历太多失败之故。曾国藩一生经历过许多败仗，其中关系全局的大败，他自己总结有四次。一是湘军初次出兵，遭遇靖港之败，全军溃败，曾国藩险些自尽；二次为湖口之败，为石达开所困，水师失利，他的坐船也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又险些真投水自杀；三为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曾国华身死，湘军百战精锐丧失殆尽；四为祁门之围，为李秀成数十万人所困，侥幸逃生。此外，其他败仗不胜枚举。因兵败而亡的湘军大将，从塔齐布、罗泽南、刘腾鸿三兄弟，李续宾、张运兰，前后有数十员。如果这些败仗还让他谨慎不起来，那才是怪事。

军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但对曾国藩而言，太平军不可怕，打败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场风云。在他官卑仅微时，尚未晤出其中奥妙，随着他官大权大，在官场混迹越久，陷入越深时，越感到可怕。在同治帝继位以后，慈禧当政，这个女人心狠手辣，更令曾国藩生畏，从而也更加谨慎。

中国古代讲究以文治国，如魏文帝曹丕所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事”，科举制度考的就是一个人的文章。文章表现一个人的品德，所以有“文如其人”之说，文章表现个人的见识，也表现一个人的才能。对于臣子而言，要想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为君主所用，文章好坏是关键。对朝臣尚且如此，对地方官更不用说了，当时交通落后，主要信息只能靠邮寄书信传达。一般官员，至少三、五年方能入京进见，奏牍就成了与君主沟通最便利的载体。所以曾国藩认为，奏议是臣子最重要的事，要谨慎对待，下—番功夫才行。

曾国藩文章高妙，被誉为晚清国手，所拟奏牍也非他人可及。据有人研究，他的奏稿也分不同时期，有显著变化。总的特点是：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但前期的奏稿显得戆直、澈切、倔强。后期即1858年重新出山以后，其特点则变为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平淡质实。1858年是他仕途变化最明显的一年，经此番风波后，他渐趋谨慎，在奏牍中也充分表现了出来。

当时能向皇帝奏事是一种特权，表明这个人已得到皇帝的重视。如何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就要在奏章上下功夫。曾国藩频频教导手下，在奏牍上一定要谨慎行事。同治元年（1862）正月，曾国藩读了洪亮吉的《上成亲王书》，此人就因为上了这一奏疏，被发配新疆。曾国藩读后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犯忌讳的地方，饶是如此，尚且遭此大祸，可见奏疏不可不慎呀。

曾国藩是写文章高手，他以理学为积淀，宗法桐城派文风，风格雄健刚劲，自成一家。他对于政治的敏感也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讠斤，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肃顺、端华等顾命八大臣。不久，端华等被处死。曾国藩闻讯大惊，在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其心中惊惧之情由此可见。

肃顺是满清中较为开明的大臣，就是他鼎力推荐曾国藩，营救左宗棠的，他幕中的王运、郭嵩焘都与湘军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肃顺一党被灭，曾国藩一则为慈禧的狠辣震慑住，另外也预感到事情不妙。此际，胡林翼、左宗棠等心腹建议他自立，以免受人所制。

但慈禧也不傻，她知道如果对曾国藩不好，肯定会激起事变，此时清廷内忧外患，无法顶住太平军、湘军的双重打击，亡国是指日可待的事。为笼络曾国藩，她下令嘉奖，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统领四省军政，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并加授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成为清代封疆大吏兼大学士衔之第一人。在此厚待之下，曾国藩明白慈禧还是明白人，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这才心安。但他由此也知此人不易对付。当接到任命封赏谕旨的，不喜反忧。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限者，往往不克保其终。见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

针对如何上奏，他与幕僚们计议多日。后来奏请撤销总领四省军政的权力，朝廷不允，曾国藩也只好奉命。曾国藩不久再次上奏朝廷称颂慈禧“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其实也只是为了保住慈禧对自己的信任。曾国藩在仕途上总是谨小慎微，但仕途风波总是伴随着他。攻破天津后，太平天国灭亡，又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此时有几位御史开始制造舆论，攻击曾国荃纵兵抢掠，谎报战功，甚至牵涉到曾国藩。一时朝野鼎沸。曾国藩知道这是慈禧的手腕，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劝曾国荃退隐，裁撤湘军，这才使形势稳定下来。

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凛冰渊，而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同时却保留了淮军，仍据有实力。这就是所谓的曾僵李代之计。

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无权则任意受人宰割，悔则晚矣。有人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不听，也是同样的考虑。也正亏了他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倘若追寻其居高位奥秘所在，不过一“慎”官而已。但道理人人能知，真正做到的，古今又有几人？

7．欲速不达，稳中求成

李鸿章曾当面指出，曾国藩行事懦缓，是他的一大毛病。殊不知，懦缓恰恰是曾国藩的超人之处，又恰恰是李鸿章所缺乏的。其实，曾国藩本来是一个生性倔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个急脾气。后来发现，心急最易坏事，才渐渐改变。

他考中进士后，师从唐鉴专攻程朱理学，程朱的治学之道，讲究铢积寸累功夫，逐步深入，而心学因受佛学影响较大，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认为学问可以凭悟性速成。王阳明凭悟来研究竹子，即所谓探究事物规律的“格致”之学，结果他在竹子前静坐了7天，冥思苦想，终不得要领，还把自己“格”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受唐鉴、倭仁的指教后，对心学不太满意，却日益笃信程朱的渐进功夫。从此，他坚持从小事做起，每日必读几十页书，写一刻钟字。点点滴滴，渐渐进步。这种治学修身的方法深深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由原来急切好进变得稳重懦缓。

但在为官上，曾国藩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由于对官吏腐败、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的社会现状的深深忧虑，曾国藩急于求治。咸丰帝上台不久，一年间，他连上四道奏章，从吏治、银价，民生、军队等四个方面揭露了国家面临的空前危机。请咸丰励精图志。由于咸丰帝充耳不闻，他又上折直接针对皇帝展开了尖锐批评，指责咸丰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刚愎自用而拒绝纳谏。为这一冒失之举，他差点有性命之忧。此事虽与他性格倔强有关，但也反映了他求治心切。倘若是后来，再急也不会这样做。

他领兵之后，因为急于想扭转局面，也有些操之过急。结果得罪了许多官吏，引起了很大矛盾。他刚出山几次兵败，与其急于求胜、轻易出击有必然的联系。经过这番仕途和战场的挫折后，曾国藩认识到，办事和治学一样，也要逐步来，丝毫急躁不得。所以，他从整顿军队、重建湘军开始，逐渐扩大、完善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指挥系统，湘军越战越强，终于取代绿营成了晚清的统治支柱。

曾国藩总结的“缓字诀”的精义在于，缓可以纠急躁之弊，办事时给自己留有充分余地，使得考虑更周全，计划更严密，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说，“事缓乃圆”，即做事缓一些才会将事办得圆满无缺。另外一层意思是，要把一件事做好，不能心急，应脚踏实地，逐渐积累，水到渠成。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有时兵须出奇，如唐代名将李靖，率轻兵奔袭2000余里，直捣突厥颉利可汗驻地，将之一举击溃，从此北方大定。名将用奇兵速兵致胜者不胜枚举。但因稳取胜也大有人在，诸葛亮就是显例。曾国藩办事缓，用兵缓，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咸丰十年（1860）三月，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浙江诱江南大营清兵来救，半路上击溃清军张玉良部，接着集中数路大军，合击江南大营，清军全军溃散，张国梁、投水自尽，和春兵退常州。李秀成又紧追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败自尽。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

江浙一带是清廷财富之源，丢失不得。清廷严令曾国藩率师东下，解江浙之围。接连发了几道谕令。此时曾国藩正全力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门户，一旦攻克，天京就无险可凭，因此是关键所在。为此，曾国藩不愿东下。此外，还有其他考虑。曾国藩用兵讲主客之道，不愿反主为客，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张国梁、和春之败，即由于此。同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与曾国藩是政敌，在饷源上争夺激烈，曾国藩也想借机除掉这个异己分子。即使做不到，也可打击他一下。于是曾国藩又借口拖延。清廷无奈，用厚奖诱其出兵，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又发下第五道谕旨，令其驰援杭州。即使如此，曾国藩仍按兵不动，上了一个《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不能东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此次曾国藩以“缓字决”处理，可谓一举数得。一、推延不救张国梁、和春，使清廷依赖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全军溃散，两员主将身死，不得不全力依赖湘军。此前朝廷迟迟不封曾国藩，就连胡林冀都升为巡抚，曾国藩仍无实职，此后不久，就授之为代理两江总督。二、借机除掉异己，王有龄败死后，曾国藩保奏的四省巡抚全部是湘军一系，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李续宜，牢牢控制了江南军政大权。三、稳住自己阵脚，缓缓图进避免陷于被动。倘若曾国藩急急东下，正中李秀成之计。李秀成攻打苏浙，并不仅为夺取财富之区，还在于调动湘军东下，远离两湖根据地。同时在湘军长途奔袭中以逸诗劳、聚而歼之，则可解安庆之围，打垮湘军主力。安庆守军1万余人亦可乘机出击，西上攻打湖北，占据湘军老巢。如果此计成功，清朝恐大势已去。曾国藩不为所动，以缓济急，以静制动，终立于不败之地。

8．宦海沉浮，洞察官场风云

中国历史上功高震主、身遭杀戮事件是屡见不鲜的，诛杀功臣成为历代帝王消除隐患的一个惯用手法，所以一些功臣总是想方设法表明自已没有政治野心，如秦之王翦买田自污，萧何为子孙求田问舍，无不是为了消除君主的猜疑，以保全自已的性命。满清以满洲贵族起家，联合蒙古贵族，对人数众多的汉人实行统治，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历代权臣篡位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采取一些措施，如实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但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就无形中不断提醒汉族官绅民众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在遭受着异族的统治。这个统治者高高在上，指挥一切，而自己面对着一些民族间的不平等、不公平，则只能服从，只能忍耐。这无疑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又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绝对不可能改变。因为满洲贵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它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再者，满洲贵族虽以弓马强悍征服了人数众多的汉族，但人数既少，文化程度又低，若打破民族界线，用人唯贤，科考取士，他们很快就会淹没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模糊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本王朝的统治思想方面做了认真的选择。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洲贵族的口味，所以几经审慎地考虑，决定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他们对全国官绅民众实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尤其大讲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以保证汉族地主阶级对清王朝的忠心不二。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于种种原因，对地方大吏尤为加意防范。他们把各省的兵、政、财、人及司法各权分开，地方官员各负专责，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大权独揽，自行其是，遂使各项大权实际上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到顶峰。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就财权而言，各省地丁等项收入他们在内心对汉族总是有一种戒备心理，猜忌心理，是从不信任的，所以尽管曾国藩对清政府卖力甚大，但清政府在起初并未给他以实权，使之空悬客军，得不到粮饷供应，地位十分不利。后来近于形势，才不得已将苏、浙、赣、皖四省军务交其节制。曾国藩势力的壮大，正是犯了此种大忌。作为久历官场的曾国藩是深明此道的，在攻克太平天国天京之后，曾国藩之势力如日中天，广收利权，遍保部下，一时朝野之官多出其门，咸丰皇帝对于曾国藩是一面高兴，一面忧虑。据说曾国藩光复武汉以后，咸丰帝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当时咸丰帝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丁忧在籍，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闾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免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