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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治国之略 治国以礼为本（第2页）

曾国藩指出，古时候治理军队，先寻求好的将领，然后再去挑选士兵：现在搞军事的人，往往首先招兵，却并不选择将领。这样做就像拿衣服一样，不提着衣领，结果搞成一团糟，只会自取灭亡。因此，治理军队，首主要能找到能帮助自己的将领，这就像提衣服要提衣领一样，是管理的关键部位。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选择将才的重要性。

曾国藩告诫幕僚们：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当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哀，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他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作为一军将领，朴实廉正耿直是最可贵的。狡猾的将领，一遇到危险，他神情流露的变化，足以动摇扰乱军心；他言语的圆滑，足以颠倒混淆是非，所以湖南军团历来不喜欢用只善于言辞的将领。

在清末年间，中国历史出现了怪圈，那就是清廷所豢养的八旗军和绿营兵虽然为数达到八十多万，但打起仗来却派不上用场，倒是曾国藩自建立湘军之后，力量不断发展，继而繁衍出淮军、楚军、粤军等，为日后清朝统治的瓦解埋下了定时炸弹，也为20世纪初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种下了祸根。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患呢?这都与将才的任用有直接关系。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入门弟子，对于李鸿章的才能曾国藩保持了肯定的态度，但对于他的德行曾国藩一向不敢恭维。认为李鸿章年轻气盛，急功近利，太看重金钱，过于讲求实际，如果放在自己身边多熏陶几年就好一些，但是当时的战事异常紧张，为了再组建一支淮军与湘军成呼应之势，非李鸿章这样有魄力、有才能的人出马不可。所以，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送李鸿章回到了家乡。果然，李鸿章很快招募了淮勇，并用洋枪将军队武装起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较早的现代化武装力量。

可是，李鸿章统率淮军之后，并没有像他的老师那样，对清廷唯唯诺诺，而是把淮军牢牢抓在手中，作为个人的进身之阶和政治资本。有了淮军的护驾，他在上海经营的近代企业不断发展；有了淮军的基础，他在山东营造的北洋水师就成了私人的力量；有了淮军的功业，他一个仗接一个仗地打并且毫不犹豫地从慈禧太后手中领得一枚枚帅印、官印，高高地登上了最高的政治舞台。

选取良臣贤将是每位领导的心愿，一个企业或单位的实力也是由拥有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的，那么怎样的人才能称为人才呢?所谓将才，必须有运筹帷幄的本领，因为他是领导者与最基层执行者之间承上启下的纽带和桥梁。因此，任用帅才须注意把握好以下五个标准：

——要分、明、勤。不分则不能使人心诚服，没有凝集力的集体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不明则是非不清，意图不明，会使人无所适从；不勤则纪律荒废，事务得不到认真及时的处理。所以，只有将才自身做到分、明、勤，才能带出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将才要有一点舍生忘死的精神，作为带兵之将要有身先士卒、敢于冲锋陷阵的精神，才能引导士兵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从政之将，要有献身事业，以身作则的精神，只有把精力全部贯注于事业之中去，才有资格要求自己的属下做到这一点。

——不追逐名利。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来的将才，必然不会很好地控制个人的欲望，当自己晋升得慢一些时就会怨气冲天，这样的将才再有才能，他也会影响属下去争抢薪水的高低、待遇的优劣，进而导致为毫厘之利而伤和气。

——要身心健康。为将之才上要沟通领导，下要联络士卒，既动脑又动手，十分操劳辛苦。如果身体虚弱的人，会因过度劳累而吃不消，容易生病；如果缺乏精神支柱的人，就会因日久而产生厌烦情绪，离心离德，难当重任。所以，对于将才来讲，体格强健、精神饱满是很重要的。

——要有忠义血性。如果说，为将之才必须要同时具备以上五点要求有些过分苛求的话，那么这第五点就是绝对不可少的。因为帅才有优劣之分，也有擅长的区别，有的人多谋善断，有的人勇敢沉着，有文经之才也有武纬之士，各自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无论何种人才，若没有起码的忠肝义胆、血气良心，则最终是无法使人信赖和依靠的。

所以，选拔使用帅才要注意考察这五个方面。

4．改革军制，治理有方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以军事见长的人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曾对著名学者俞樾说；“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这句话实际上**了他的勃勃雄心，即不仅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要在学术文化上建立勋名。也可以说，他不仅要做事业的领袖，而且要做精神的领袖。他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而名垂青史。

早在京宦时期，曾国藩就认为绿营兵惰而骄，腐败已甚，不经过一番大力裁汰和痛加训练，是无法担负起镇压太平军的任务的。当时他的建议没有被清政府采纳。

回到湖南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和体验，曾国藩对绿营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造成绿营兵战斗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调遣之法不善，将领事权不专。他指出，“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兵将之间不是专有的关系，于是造成“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风气；曾国藩认为，用这种军队对付太平军，“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

他决心改弦更张，另建一支“誓不相弃之死党”。

曾国藩对绿营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一是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即强化将官对部下的专统权；一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士兵要绝对服从军官。另一方面是遵循募兵的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曾国藩规定，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

对于湘军内部的关系，曾国藩规定：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如封建之各君其国，庶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为了保持从大帅到下级军官的垂直指挥系统畅通，曾国藩规定，只看事职轻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己保至提、镇大员，而营官仅为从九品，士卒也要绝对服从于营官。营官之于统领也是如此，这种军制，保障了湘军内部较强的凝聚力，使其战斗力要远过绿营。

此外，还要加强湘军的平时军事训练，坚持从严要求，毫不松懈，他自已也经常到营中检查，从一丝一毫的小处着手，要求士兵熟练掌握各种技艺。曾国藩极为重视湘军的操练，认为这是保障其战斗力的根本。湘军的操练主要分为两项，技艺和阵法：“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

为了提高湘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熟悉阵法，曾国藩详细制定了一套系统的课程，作为操练规则：

一、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本部堂下教场，看试技艺，演阵法。

二、每逢一、四、七日午前，着本管官下教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

三、每逢二、八日午前，主要管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

四、每逢五、逢十日午前，即在营中演连环枪法。

五、每日午后，即在本营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一日不可间断。

湘军从上到下，有浓厚的儒教色彩，是一支有组织、有思想、有主义的军队，这跟曾国藩长期倡导和灌输有极大的关系。

曾国藩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词甚多。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行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垫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宫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堂课。”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佣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而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作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