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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之谋 用人是万事的根本（第3页）

广收就是在广泛的范围内招揽人才。招来人才不一定马上重用，要仔细考察，通过培养教育，如果合格才加以重用。严绳就是在培养、选拔人才时，有严格的标准。

曾国藩把培养人才的方法分为四种：教诲、甄别、保举、超擢。教诲是培养人才，甄别、保举、超擢是为了推荐人才，四个方面都是培养选拔人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领导者，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能够看出一个人优缺点，是否具备培养的潜质，然后再因材施教，助其成长。这就是曾国藩所谓“勤教”。在这一点上，领导者的责任同老师的责任是相通的。

在教育过程中，要严格要求，这就是“严绳”，否则，松散懈怠，教育不会有成果。要让被教育者既有自我追求向上的动力，也有稍有不慎就要受到责备的压力。他曾对人说：“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督促下属们上进，首先要立下规矩，有了规矩，就要严格遵守，违反者，严惩不贷，就像孙子在训练吴国妃嫔时一样，对违抗命令者，严格法办，决不姑息。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在教育培养的过程中，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人，给予不同的奖惩、鼓励方法：

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

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

好脸面，懂得礼义廉耻的，就许之以大义，晓之以理；心胸狭小、好利者，就许之以利，管教太严了，也会有恐惧之心，但稍放松一点，他就肆无忌惮，因此，要时时留心才行。表彰一个人时，宜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荣誉，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榜样的力量，一种刺激。批评就要在私下里单独进行，这样可以照顾被批评者的脸面，同时照样可以起到改正错误的效果，而且更容易从思想深处与之沟通，比板起脸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通训斥要好得多。

要想教育别人，培养别人，自己首先要是好的表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正如曾国藩自己说的：

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树立一个标准，自己首先要严格遵守，然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遵守，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互相激励，共同进步，这样在教育下属时才有说服力，欲正人先正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常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大多数人不能不为利所动，所以也要体察并满足人们的这种物质需求。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不汲汲名利，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稍迟一点就怀恨不已，薪水略少一点就计较不止，这种人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在军事上成功取胜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这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亦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兵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响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连曾国藩本人也认为章程过于丰厚，湘军几乎人人足于财。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土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代的平原君、春申君的风范。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硕学鸿儒”，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这样，武人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1855、1856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冀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赵烈文多次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在保举方面也不再像过去慎重了，而是大保幕僚。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5．把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上

在识别人才之后，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对此，曾国藩曾说：“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闾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能力和功效。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可以称得上楷模。

刘邦在战胜项羽之后，大宴群臣。酒到半酣，刘邦问众臣：“诸位爱卿，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能够战胜项羽，拥有天下?”王陵站起来回答说：“陛下虽然平时待人傲慢，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陛下能够赏罚分明，不论谁有功，都会论功行赏，所以将士都愿意为陛下卖力。而项羽则不同，他虽然表面上很仁慈，待人恭敬，但他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建议，而且猜忌功臣，有功不赏，得地不分，有功之人得不到应有的报偿，所以他失去了天下。”

刘邦听了，摇摇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安定国家，稳固后方，充实军饷，我不如萧何；统率军队，冲锋陷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今的豪杰奇才，我都能够悉心任用，所以能够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且得不到重用，这就是他败亡的原因。”

曾国藩不是“天才论者”，他认为天下并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下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所谓的“人才”，大多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因此他指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在这里，曾国藩提出了培养人才的方法：“人才以陶冶而成”，“由勉强磨砺而出”，有用的人才必须由培养、陶冶、磨练而成。这就好比一块玉石，要想使之成为像和氏璧那样的瑰宝，就必须经过琢磨陶冶。

与他的这一思想相对应，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详细列举了培养人才的各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种植禾苗；教诲，犹如种植耕耘禾苗；甄别，犹如铲除杂草；保举，犹如灌溉禾苗；超擢，犹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长。

为了论证自己的人才观，曾国藩还从古人那里寻找依据。例如他引《淮南子》说：“功勋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声名也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又引董仲舒的话说：“勤学好问，就会知识广博；以道德标准行事，那么德行就会日有所进”；还引用《中庸》的话说：“别人花一分功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功夫；别人花十分的功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功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获得成功。

从曾国藩这一些引证的话来看，人才的培养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勤勉”，以勤致名，即通过后天的勤奋刻苦学以成才，最终获取功名。曾国藩这一人才培养思想，可以从他对李鸿章的教诲看出来。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的门生，当他得知曾国藩在江西征剿太平军的时候，立即动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但是当他到了曾国藩的军营后，曾国藩并没有立即接见他，李鸿章一等就是一个月。于是李鸿章通过在曾国藩幕府任职的陈鼐探听消息。当陈鼐向曾国藩提起李鸿章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来我这里，恐怕他才高气大，容他不下呀。也许回京任职更有前途呢!”

陈鼐听出了曾国藩的话外之意，赶忙说：“大帅，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练，已不同于往昔少年了。大帅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想接受李鸿章，只不过他知道李鸿章心高气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锐气，将不利于他的成长。既然李鸿章诚心想来，他当然十分乐意。

李鸿章进了曾国藩的幕府后，曾国藩又借机对他进行了各种磨练，使李鸿章消磨了部分锐气和傲气，最终成为晚清政府时期继曾国藩之后的一大顶梁柱。

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的短处，李鸿章的长处在聪明，有才华，短处在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过于外露，如曾国藩所说，“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使他能尽展其才，扬长避短。对于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优点时，也一并指出其短处，加以告诫。

他评价淮军名将郭松林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颇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军，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