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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处世之要 以圆融为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第3页）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籍办团练，镇压起事群众。在益阳发生了一姓马之人造反一案，此人已被官府捉拿杀死，他的许多亲友也遭到株连，四处逃匿，后来曾国藩亲自密访调查，发现纯属冤案，关于善后处理一事，他专门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了封信，提出建议。他说：

益阳马案，弟明查密访，实为冤狱，前此本未入奏，公亦不必故为掀簸，博平反之名，而无当于事理。但使各捕稍弛，渠家三十余口不必逃匿，亲信数十家不更株累，亦一办法。

这事做得不太光明，而且不公平，本属冤狱，却不平反，令人愤慨。但曾国藩考虑得更多。因为此时他只是在籍侍郎，并无实权，也不宜过多干预地方事务。此案为地方官府所办，一旦平反，曾国藩的名声是大了，但地方官就难堪了，可能会加剧双方矛盾。同时，曾国藩主持团练后，奉行恐怖政策，残酷镇压，形成了一种气氛，一旦平反，官府的威信会大大降低，人心不服，也就达不到镇压的效果了。所以曾国藩主张在此时可以“滑”一下。既不平反，也不追究其他人的罪过，不了了之。

曾国藩的做法不太光明，也不足为训。这是由于他初涉地方事务，还不如后来老练。以后做事，曾国藩主张不留痕迹。如同治六年（1867），曾国荃因参劾湖广总督官文而招来满城风雨，寝食难安。偏偏此时，曾国荃的湖北巡抚衙门失了火。曾国荃疑心是哥老会或仇家干的，恼羞成怒，急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劝说道：“失火之事，只可说成是打杂人不慎造成，不可张扬是会党或仇家所为，若大惊小怪，胡思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传播得以为快。惟处处泰然，行所无事。”在曾国藩劝说下，曾国荃才稳定心神，未大肆宣扬，此事也就过去了。

曾国藩后来办事风格，已不是一个“滑”字所能概括的。他以“浑”“圆”“谦”“退”等字诀处世，由滑而圆，逐渐不留痕迹，手段又高妙多了。在曾国藩的“滑字诀”中，“滑”字除了上面的几种引申义之外，更含有“融通”、“变通”、“机变”之意。也即在没有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之前，暂时采取相对来说比较恰当的方式处理事情，使之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也就是我们时常所说的“权宜之计”。曾国藩在为官之初，正直敢言，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他的几篇谏疏为他在朝野内外嬴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名声。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已的事有时装糊涂。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惮，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以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惟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凶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明知不对，也是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包含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辨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上却是一生三变。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函中曾提到自己的“机权”之术，并对此感到后悔，决心更改。他在函中说道：“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谓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刚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在这封信函中，曾国藩讲到了权宜机变，承认这是自己在仕途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如军事领域中，这种融通、变通和机变显得尤为重要。

谋略的运用最忌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在军事领域中更是如此。所以自古以来的军事家都非常强调“随时变通，不可执一”，主张灵活运用军事理论。例如孙子就说过，作战没有固定的方式，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只有根据敌情变化而随机应变，才能用兵如神。

战国时期的秦、赵长平之战，赵国用只知道死记军事教条的赵括代替老将廉颇，结果40万赵军被秦军击败活埋，赵国从此再也没有力量抵抗秦国的进攻了。

而在楚汉战争之际，汉王刘邦派大将韩信伐赵。韩信不依常法，将1万军队安扎在河边，使其无路可退。当赵军大举进攻时，这些汉军无不奋勇死战，结果赵军不胜，准备退回城内，但城已被汉军占领，赵军惊慌失措，溃不成军，汉军借此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当诸将向韩信祝贺时，问韩信道：“兵法云：‘右背山陵，前左水泽。’现在您竟然将军队驻在河边，而且获胜，这是什么道理？”韩信回答道：“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而我的军队又是由那些市井之徒组合而成，根据形势一定要将他们置之死地，使他们每个人都为了活命而奋勇作战。如果将他们驻扎在有退路的地方，他们一定会全部夺路而逃。那时又怎么能够驱使他们作战呢？”

赵括和韩信，都熟读兵法，但他们领军打仗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局，—个全军覆没，一个大获全胜，这就是在军事上能否灵活变通所致，赵括只知道照搬兵法而不知变通，结果丢了性命；而韩信却能将兵法活学活用，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此外，“滑字诀”在某些社交场合若能巧妙运用，以一种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方式，巧妙、机智地应对问题，也可以化解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以化险为夷，使人们摆脱困境。

西汉时期的文学家、汉武帝的宠臣、太中大夫东方朔，经常以其机智善辩对答汉武帝，使自己从危机中安然脱身。

有一次东方朔陪汉武帝游玩上林苑，汉武帝看到苑中有一棵树，就问东方朔：“此树叫什么名字？”“叫善战!”东方朔随口答道。汉武帝很惊奇，暗中叫人将这棵树做了一个记号，并记下了东方朔说的树名。

几年后，汉武帝又让东方朔陪同自己去游上林苑。当到了上次那棵树前面时，汉武帝又问东方朔：“此树叫什么名字？”“叫瞿所!”东方朔又随口说道。汉武帝听了，脸色一沉，呵斥东方朔说：“你竟敢欺君？上次你说它叫善哉，这次却又说它叫瞿所。为什么同一棵树，却有两个名字？”

东方朔听了，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陛下，这棵树就好比马和鸡等动物，马长大之后我们才叫它马，但是它小的时候我们却称之为驹；鸡也是一样，大的时候我们才叫它鸡，而小的时候我们叫它雏，牛只有在长大之后我们才叫它牛，而它小的时候我们叫它犊，同样，人在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婴儿，到老了之后又称之为老人。这棵树也有一个成长过程，我以前叫它善哉，现在叫它瞿所，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汉武帝明知东方朔是在诡辩，但是因为对他的灵活机智和善变多谋非常欣赏，也就没有再追究下去，反而给了东方朔奖赏。而东方朔也又一次凭着自己的机变之术躲过了杀身之祸。

5．大智若愚，藏锋圆通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

曾国藩并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即舒发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初入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也深谙圆通藏锋之道。曾国藩说：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黯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平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原来他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不屑于轻易显露锋芒。曾国藩又说：

《杨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末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这显然是时机未到，在行所谓龙蛇之道。虽然已经很难看破，他还是觉得自己藏得不够深，准备再进一步，让人一点征兆也感觉不到。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在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

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至“天子亦屡诏公规划全势”（李鸿章语）。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皆能不负所知”，李鸿章对此格外佩服，称他“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使他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能稳住军心，东山再起。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准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百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比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又俗语曰：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出名了，一定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毒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

6．举止要重，发言要慎

曾国藩不仅科考之路顺利，仕途上的发展也颇为一帆风顺。十年七迁，获取了充分的政冶资本，连跃七级，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及至后来，咸丰十年（1860）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绾四省，位列三公，统领湘军，左右清朝政局。

曾国藩真的如此幸运吗？当然有机遇的一面，但究其原因，无非还是曾国藩已经深谙了为官之道。否则作为一个汉人，在满族排挤之中，早已不知身去何处了。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力求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为人也极为稳重，在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曾多次谈及“重”，无论是在为官之道，军事战略，还是取才标准上，都极看重一个“重”字。

曾国藩的形象，他的门生故吏都有过描述，共同的一点，是都强调他“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重”字是他最突出的仪表特征。

曾国藩容止持重，一则由于家风，其祖父的“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而曾国藩一直将祖父当作心中楷模，行动言语无不仿效，二则由于理学，理学主张修身，由治心而冶身，在仪容上有一番特殊的要求。曾国藩师从儒学大师唐鉴后，唐鉴告诫他，读书以《朱子全书》为宗；为学只有三门：义理，考核、文章；修身要内外齐抓，“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唐鉴所说的“整齐严肃”即是“重字诀”的根本内容、曾国藩原来说话较快，且喜多说，这正是“重”字大敌，于是他从“谨言”开始，重新打造自我，其容止风范也由此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