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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之谋 用人是万事的根本（第2页）

曾国藩认为，“精惠则智明，精浊则智暗”，观察一个人的“精”，可以识别其智慧明暗。聪明敏慧的，其“精”条达畅明；鲁笨愚钝的，其“精”粗疏暗昧。这个“精”，与“精明能干”的“精”字意义上有些联系，但识别起来，并不容易。古人谓人有“精、气、神”三性，“精”指一个人才智能力在气质上的外部显露。花气袭人是芳香，人的才情心力也会像花香一样有灵。

品质的复杂，加上个人修养和环境、营养等因素的外在影响，有些人的“精”和“神”表露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处于落魄颓丧时期，普通人难对此一目了然，一洞澄明。这就需要识人者运用经验和感觉去进行综合判断。

许多人都有这种体验，一看某人，就知道他聪不聪明，道理即在于此。这即是观“精”之说。

至于“气”，曾国藩通常把人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池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

什么是“官气、乡气?”他解释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

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比较起来，曾国藩更厌恶那些爱摆官架子、应酬圆通，却奄奄无气、从不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

至于“神”，曾国藩则认为，“神平则质平，神邪则质邪”。观察一个人的“神”，可以见其忠奸贤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平常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质好坏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状态。这里谈及的“神”与“精神”一词不完全一致，它发自于人心性品质，集中体现在面部，尤其是体现在两只眼睛里，即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如果一个人的“神”褊狭，“神”挫，其品格卑下，心怀邪念，容易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的道德情操而趋利。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往往在准备充分，形势成熟后才显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大奸大贼一类的人。这就是观人要观“神”的道理。

“筋”和“骨”则经常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考察一个人的力量勇怯。所谓“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骨硬则质刚，骨软则质弱”，意即观察一个人的筋骨，能识别其胆量、强弱。筋骨强劲，其人勇猛有力，筋骨松懈，其人怯懦乏劲。骨健，其人强壮，骨软，其人软弱。

曾国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在治军时期，对所选用选拔之人才，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观察其谈吐行藏，才学之高下，道德之深浅，然后定其取舍黜陟。

曾国藩认为：“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颐颐昂昂。”也即观察一人的“容”，能发现其正邪与谨散。这里的“容”是指“容止”，也就是现代所指的仪容、仪表以及待人接物。

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必然会在容止上有所表现，即便当事人极力掩饰．也有迹可寻。容止不正，其人必心怀他念，这就需要考察这种人的真实动机和想法了。容止正派，其人内心也会纯粹，必无庞杂，不会轻易地“见利忘义”。

一般而言，容止庄猛的，勇武刚健；容止沉稳的，则谨慎有节；容止一端的，则肃敬威严。此即为观容。

其次，就是观言语。言为心声，观察一个人说话，能看出其性格。性情柔顺和祥者说话平缓，性情急躁者，则说话直快爽捷。言语是思想的表现也是判断一个人才的重要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识人方面，即观眼，也就是由眼睛识别人物心性才情：

眼睛有“心灵的窗户”之称，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这一方面，多有共识，在很多情况下，眼睛都是识别人才的必由途径。眼睛蓄含了人的诸多信息，从身体素质到心性能力。

曾国藩认为：“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眼睛明亮清澈者，往往为人正派，心胸高洁宽广；眼睛晦涩的，大半是杂才、不正不纯之人。因此，从眼神最易判断一个人的心性。比如，凶恶之人目露凶光；仁爱的人目光诚恳而庄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怀奸邪的人眼睛闪忽不定，动若萤光；心无杂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镇定有情。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中，说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成功久终。皆能一一应验。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

有人说，曾国藩做人极善观人、笼人、用人、控人，为什么他能有这样一套驾轻就熟的功夫呢?这与他擅长摸透人的精、气、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善于驾驭各种类型的人才

曾国藩不仅善于造就人才，而且还特别善于驾驭各种类型的人才。传说他常常看着将领而不说一句话，使人觉得高深莫测，自然生出畏惧之心。淮军将领刘铭传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18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来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准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两次械斗。怎么处理这个事端，可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靠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只是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所以，对于有才无德者，要控制使用。这就好像剑一样，控制好了，则为利器，控制不好，则为凶器。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械斗的另一方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是开口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15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陈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惟惟退出。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使用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若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

4．培养人才，激励人才成长

曾国藩从办理团练开始，一步步发展到拥有几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其湘军也成为清政府维持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期间，曾国藩的培养、选拔人才之道尤其值得重视。在曾国藩重用的人才中，固然以家乡湖南为主，这种地缘上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这是一种心灵上的认同，同时，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做法。

曾国藩在总结为政之道时说：“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