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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齐家之方 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第2页）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以“八本堂”的八句话为经，以“八宝饭”的八字为纬，经纬连贯，脉络相通，便形成一套治家的理论体系。千百年来，中国谈家庭教育者，未能出其畴范。因此，曾国藩的家书家训，流行民间，甚为广泛，等于一部家庭教科书。

除八本八宝之外，还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也是曾星冈的垂教，曾星冈对于医药、僧巫、地仙，一见即恼，斥之惟恐不远，因此曾国藩也一生不爱和这些人往来。

在过去乡村中，医药不发达，不信医药，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至于僧巫、地仙，民间信之者众，偏曾家独不相信，大概是曾星冈受了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的影响极深，而曾国藩又笃储藏春祖父所致。

曾国藩手制《家范》，内容并不复杂，也没有任何高深之处，然而却有说不尽的滋味，能够流传后世并影响深远，不是偶然的。曾国藩一生崇尚朴实，不尚高谈阔论，认为“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这样见识，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他有见于此，不但躬行实践的，还要把它传给子孙后代。

3．家教贵严，严父出孝子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影响与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都与家教有密切联系，因为国家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曾国藩一生深得儒学之精义，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非常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以严父慈母来作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做父亲的对子女严格要求，做母亲的则偏重于仁爱，两者相结合，使子女们既会严于律己，又能体会家庭的温暖，二者并行不悖。过分严厉，则子女容易产生逆反情绪，不利于与子女的沟通；过分慈爱，事事听从子女之所好，则流于溺爱，同样不利于子女的成长。

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们共同的心愿。《韩诗外传》中有这样的话：

夫为人父者，必怀仁慈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以先导之；及其束发也，授明师以成其技。

小时候对于子女的爱体现在饮食起居上，长大后，对子女的爱就体现对其的严格教育上。

刘向的《说苑·建本》中也谈到了在子女教育上的重要性：

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平化。

孩子7岁以上，就应该拜师读书学习了，这就是启蒙教育。在此过程中，要让孩子们懂得区分好坏，要趋善避恶。

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威严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威严，子女对父母的话置若罔闻，教育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除了威严之外，还要对子女严格要求，对子女的爱来源于亲情，有非理性的成分，操之不慎，就会变成溺爱。不分缘由地满足子女的一切愿望，结果不是对子女有益，反而对子女有害。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将来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

《颜氏家训》的《教子》篇中说：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子之间要有规矩，不可过分亲昵，过分亲昵，孩子就会不听话，什么都拖拖拉拉。袁采在《睦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父严而子知所畏，则不敢为非;父宽则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优容。

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者，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

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同自己的几个兄弟们也保持了很好的关系，这些都给他的子女起到了垂范的作用。

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定，都详加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指出其缺点，以利于改正。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

正是在曾国藩的耳提面命之下，他的子女们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有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中有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给儿孙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都在暗下决心的事情。普通人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不但子孙生活遇到困难时会怨恨，而且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一点呢?可是，爱之实是以害之，你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其中的道理何在?请看曾国藩的说法和做法。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心胸日益狭隘，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人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也要注定败亡的道理。林则徐说：“子孙若胜我，要钱做什么？子孙不胜我，要钱做什么？”这是有志之士的共识。与曾国藩同时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恋情流**，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如果你们品行不正，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就越大。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曾国藩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为之，人所能做的是庄敬自强，走正大光明之路。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设法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议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用之需。

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曾国藩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惰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

不给后人留下大笔钱财，主要是为了使他们自立成才。正是为这个目的，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二百封，包括其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在家书中曾国藩不厌其烦地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

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不可与自己的内心生活，日常言行不相关涉，而必须“体到身上去”。

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我们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作诗篇，卖弄自己的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识字的放牧仔，怎么能够说是什么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按照贤明领导者的意图立论作文章，也就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身居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虽然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社会的道理，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同用放牧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又说：

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是否能身体力行，从严要求自己。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避免了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督责。他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验出发，以商量的口吻，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教育儿子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因此效果十分显著。

4．“敬”是不可或缺的家教内容

孟子说：“有礼者敬人。”敬人，是一种修养，也是对待别人的一种态度。《左传》中说：“敬，身之基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

敬，作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自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清代张履祥说：“欲人之敬己，须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则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自敬，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干净利落，在内心则要有恭敬之态度。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官大官小，无论对方贫与富、长与幼，都应该恭敬有礼，不可轻谩。贾谊说“接遇慎容谓之恭，反恭为；接遇肃正谓之敬，反敬为愎。”也就是说在人际交往中要非常注意自己的仪容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