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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治国之略 治国以礼为本（第1页）

第六章治国之略：治国以礼为本

曾国藩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或缺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曾国藩的“思想”、“行为”两手抓的治国之道，也许就是今天中国领导者“讲政治、讲法制”，“民主与法制”并重，“两手抓”思想的先驱。

1．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虽然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封建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体抱有极强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但当西方列强以不可遏抑之势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时候，曾国藩没有像那些顽固守旧的士大夫那样，对外国的一切事物均排斥拒绝，对自己所谓的“天朝上国”抱有夜郎自大般的盲目优越感，对先进的西方科技则视为“奇技**巧”，嗤之以鼻。相反，早在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日记中，他便记下了徐寿、龚之棠、吴嘉善等科学家的名号，同时还记下了现代科学的学科名称：光学、重学、流学、化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而他对天文学尤其喜爱，因为没有时间研习，不够精通，自视为平生“三耻”之一。他这种倾心科学的精神，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

曾国藩还首先提出了以读书求变的方法。他说，人的本性本来是天生就形成的，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改变，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它。倘若说本性是一个人最核心的灵魂部分，通过读书都可以改变，还有什么不能改变呢?

从曾国藩自己的求变历程来看，他也是通过读书来改变自我的。开始时，他以程朱理学为依据，在唐鉴的指导下精读《朱子全书》，后来编练湘军，围剿太平军，他读的是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书，改行刑名之学，实现他为官生涯中的第二次求变。因屡遇挫折，他借回乡守丧之机，精研《道德经》、《庄子》等书，开始笃行黄老之道，开始了第三次求变，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在宦海中邀游自如的高手。曾国藩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读书，他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也不仅仅是为了做学问，他要的是不断从书籍中汲取新的营养和智慧，增加求变的素质。

曾国藩是我国近代史上较早倡导西学、推行洋务的官员。尽管鸦片战争后，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真正落到实处、付诸实践的，是从曾国藩开始的。

为什么曾国藩会有如此先进的眼光，主要是他懂得从读书中求变的道理。在他的幕府中，网罗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倡导西学的冯桂芬，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乃至整个近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还有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他们代表了当时最新的观念，大大充实了曾国藩的幕府，同时也使他得以全面了解时代形势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于上述几位的著作，曾国藩大多拜读过，他对《朔方备乘》和《校那庐抗议》、《几何原本》等书还有专门的评价，并且让精通数学的儿子曾纪鸿为《几何原本》译本作序。曾国藩的这种读书习惯，一直到死都未改变，临死前，他的枕边还放着一部《理学宗传》。

许多人把读书看作是读书人的事，而且把读书人视为不懂世事的迂腐之人，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偏见。的确，读死书、死读书的大有人在，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人都不懂得读书求变的真正意义，所以才把读书当作一种脱离世俗的事情。实际上，自古至今，没有一本书是与人类社会无关的，每一本书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和表现，都算得上一种智慧，善于读书的人，就能汲取其中精华，自动地剔除其糟粕，使之成为自己进步的积淀。人类文明的积累，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书籍这种形式进行的。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书籍代表着知识，而知识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为何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因为他们认为，读书读得好，学问做得好，其素质必然就高，能力必然就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管理好国家，才能为官。由于古人过于笃信旧知识的魅力而未能及时更新，这一信条的作用也被大大打了折扣。然而对当今社会来说，知识正在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甚至一个人进步、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力量，知识作为一个人求变的最基本因素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而获取知识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读书”。

比较古今，不仅得不出曾国藩读书求变这一方法已显得落后保守的结论，恰恰相反，历史的发展进一步验证了他的这一方法的正确性。也许我们仍然可以套用那句“学而优则仕”的古语，并把它的范围扩展得更广阔，那就是，在当今社会中，如果学问好、有知识，就必然能获得成功，而如果想在现代社会中凸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增加自己的知识读书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作为一位极具现实感的政治家，曾国藩以度越恒流的敏锐目光觉察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精妙之处，而个中原因，在曾国藩的眼光看来，便是西洋人的“专精”所致。同治十年（1871）八月，曾国藩在致吴大廷的信中说道：

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卓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材力聪明果远过于中国。

正是在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认可的基础上，曾国藩做出了一件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的事情，那就是于同治九年（1870）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由国家向外派遣留学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记载，却从未有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先例。此建议一经提出，便遭致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但在曾国藩的坚持陈请下，这个有胆有识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许可。于是，曾国藩不顾身体日益衰弱，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李鸿章、容闳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详列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事宜。对这些寄予着国家希望的出洋幼童，曾国藩仍不忘以“专”字责以教育。他在致留洋幼童监督陈兰彬的信中说：

（幼童留美）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也。

同治十一年（1872）春，曾国藩未及见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便去世了，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第一批留学生30人，在次年夏天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的率领，飘洋过海到达美国。同治十四年（1875），第四期留学生如期到达美国。

留学活动为闭塞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它为日后的留学运动奠定了基础。在这120名学生中，涌现出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种专业人才，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曾国藩的创始之举，是不可埋没的。

2．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人与人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尽管我们可以说所有人人格上平等，但是由于地位、文化修养、政治经济实力乃至体力上的差异，事实上并不平等。那么，假若面对的是一个强者，一个有欺人之心而又盛气凌人的强者，在与其相处的时候，应当怎么办呢?是卑躬屈膝，甘当奴才，还是勃然大怒，不顾一切地拳脚相加?抑或应该不卑不亢，有理有节?

这是曾国藩关于怎样与列强办外交的事情，虽然属国与国之事，与普通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还是可以从中领悟一些道理和原则，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对付比自己更强的人或团体。

晚清江山确实摇摇欲坠了。连中国内部的问题也需要借助外国人来解决。1860年10月，恭亲王奕讠斤正式向咸丰帝提出“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将奕讠斤的奏折发交两江总督等密商。

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它促使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奋发自强，最好的办法应是借助先进技术来尽快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外侮，“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对于奕讠斤等人所提出的助剿问题，曾国藩出于为宦不得罪皇室的处世观，不好断然反对。同时，也因为安庆大战正酣，湘军主力全部倾注于此，他无力抽兵挥师东向。但在奏折中他也委婉表示了“借兵助剿”不可取。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并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曾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讠斤也感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借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国藩乞师，另—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的一日四次严谕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攻克安庆以后，曾国藩所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攻坚战，兵力不足，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虽决定由李鸿章组建淮军东援，但仍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方能成军，这不能解上海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以慈禧太后、奕奕为首的统治集团，已有明显倾向，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住京的英、法使节进行磋商，并告之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俾，朕必不为遥制。”上海官绅更是急不可待，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便已付诸行动，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草拟了《筹论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心是会同英法联军助守上海，并将助剿苏州等地。

对于这种先声夺人的作法，凭曾国藩之力是无法阻挡的，但他对于各西方国家的戒备心理，并没有减弱。为此，他只好争取退而求其次方针，同意已确定的“借兵助剿”的决定，但提出应只限于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内地：“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战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

对于西方列强同意“借兵”，他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尽可能地去笼络，以借用其坚船利炮，而不能听之任之，留下遗患。为表明心迹，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曾国藩一连三奏，并写信给恭亲王奕讠斤，在《筹论借洋兵剿贼折》中，他再次强调：臣当细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

为了促使朝廷能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他最后坦露其志，请朝廷放心，曾国藩不依靠助剿，也能收复江南。

曾国藩的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引起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猜忌与提防，便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此后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两处。

曾国藩说，要制洋人，不该在取税的多少，礼节的恭谦或傲慢上着眼。内地民众处处取媚洋人而鄙视华人，借洋人而压华人，确实可恶，但远见之人还不宜在此着眼。我们的着眼处，还应比这更远一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发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船等为入手之处。只要把他们的长处让我们都有，和顺时报他们的恩德，有器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对他们也是罪过。

曾国藩的意思是讲“弱国无外交”，只有真正强大起来，外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中国之难，中华当之”，颇有令外国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难怪他死后，左宗棠评价他“谋国之忠”了。

曾国藩还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他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一定的妥协性灵活性。所以尽管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受到国人的指斥，他也有不得已之处，自非局外人所能了解。

3．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曾国藩指出，军队中选用将才，要特别注重那种朴实勇敢的人，同时要看他们的气概。怕的是有些人不全是发自内心的忠义之气，这些人轻浮、骄气，并不是真正的气概。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

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作战的各类指挥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