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文小说网

第七章为官之策 官场楷模荣宠不衰（第5页）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职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10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9．“忠”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

在一般人眼中，“忠”总与“愚忠”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交到真朋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精一、勇往无前的精神，无坚不摧。“忠”字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试看古往今来，又有谁讨厌忠心之人？曾国藩作为一个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很深的人，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在家族之中，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常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事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正是在这种家学渊源的基础上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强调的孝悌为本，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断绝了家族成员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家族的领导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牺牲个人树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一个基本内涵。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虚骄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地告诫家人夹着尾巴做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例如，同治十年（1871）三月三日，曾国藩在家书中强调：

曾国藩在家庭中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忠臣孝子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道德楷模，“入则孝”“出则忠”，就是这些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入则孝、出则忠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将来走向社会，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孝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进犯。从此，曾国藩从—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靠着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地主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赫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更根本的还是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让他去担当剿灭太平军的重任。

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提高，他为国尽忠的观念更加强烈。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王道不兴的乱世，只有各级官吏都把“孝悌仁义之经”作为教化天下民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纲常伦理不可违的道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曾国藩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曾国藩更是屡次强调为国尽忠的大义。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曾国藩专门写了一副对联：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曾国藩显赫的战功带给他的不仅是声望，还有同仁的嫉妒。曾国藩作为通晓三纲五常并且以此来作为自己行动准则的儒臣，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深知声誉对一个人官运的影响，因此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他在给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的信中说：

吾两家门第太盛，人嫉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亦别无保家之法。

曾国藩一生尽忠报国，克己省身，器量过人，战功赫赫，正所谓功高盖主。在长期的作战生涯中，发现培养了不少精忠报国之才，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战死沙场，塔齐布、李续宜、江忠义死于勤劳。另外曾国藩的不少幕僚偏将，或者从书生而投笔从戎，或者由很低的职位被提拔重用，他们都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不遗余力，忠心耿耿。湘军以及后来的淮军势力不断扩大，成为遍及东南半壁江山的庞大集团，曾国藩就是这个集团的精神领袖。

在曾氏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偏偏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湘军秘闻：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11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胡林翼曾给曾国藩送过一张小纸条，悄悄放在曾国藩的桌几上，上边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冀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的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运的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10．廉洁自守，不以权谋私

“清”字即“廉”字。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经常提及这三箴，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亲书“清、慎、勤”三字匾额，悬于督府。为了显得通俗，后来便干脆改为“廉”字。因此他的文字中，出现的都是“廉”字，也就是说，为官应当廉洁自守，不可以权谋私。

只有廉者才能大公无私，不为私利私欲所蔽蒙，因此是官吏德行的基础和根本。只有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不谋求一毫私利，才能为民表率，公正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所以前人说：“廉者，政之本也。”

为什么要廉?首先，为官清廉，光明正大，才能不受蒙蔽，明察是非；一身清白，没有私心，才能够和敢于公正处事。宋人罗大经说：“杨伯子尝为余言：士大夫若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清代名臣陈宏谋说：“汉人取吏，曰廉、平、不苟……人须心中无欲，方能心平。心平方能事平。故廉又为平之本。”

其次，为官清廉，才能治国安民，使天下太平。南宋诗人陆游在《春日杂兴》诗中云：“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吏治腐败，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政权衰亡。清人王元吉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岳飞更直截了当地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再次，为官清廉，才能受到上级的赏识，得到百姓的爱戴，自己也才能身心安然。明朝人说：“公生明，廉生威。士不畏吾严而畏吾公，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廉。”清人程含章说：“廉能之吏，上司贤之，百姓爱之，身名俱泰，用度常觉宽然。而贪污之吏，民之膏，吮民之血，卒之身败名灭，妻子流离。天道昭昭，报应不爽，吏亦何乐乎贪而不廉哉!”

明朝大儒薛瑄曾将廉洁划分为不同类型和等级，他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第一种类型的廉，主要指对待物质利益特别是个人利益的正确态度。认识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本质关系，理解了自己所负职责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的人，在获取个人私利方面从不发生失误，这种类型的廉洁，由于已把道德要求化为内在自觉。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其行为没有任何勉强，属于最高境界的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