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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行军篇（第2页）

解读：

古人说：“用师之本，在知敌情”，“未知敌情，则军不可举。”孙子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之后，详细介绍了三十二种直接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这三十二种方法被后人称为“相敌”三十二法。

孙子的相敌三十二法，原则上可分为两类：（一）依据自然景象的特征和变化来观察，判断敌情。如：“群鸟突然飞起，是下面有伏兵”（“鸟起者，伏也”）；“走兽到处乱跑，是敌人大举来袭（“兽骇者，覆也”）。（二）依据敌人的行动来观察、判断敌情。如：“敌军离我很远而又来挑战的，是企图诱我前进”（“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敌军急速奔走并摆开兵车列阵的，是期求与我决战”（“奔走而陈兵者，期也”）”。

孙子所处的时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他能透过一些微不足道的现象，通过逻辑推理，察微知著，看到事物的本质，实在是高明至极!

晋国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南）之战中击败秦国后，便进而准备进攻楚国。但楚国远在南方，必须诱其北进中原，才有机会。所以，晋国这时特别着眼于中原。因中原诸侯本多纠纷，这最易引起楚国注目。

麻隧战后次年（公元前577）八月，郑成公派子罕讨伐许国。楚国见其盟国许国受侵，讨论是否伐郑救许。令尹子重认为伐郑，足以引起晋、楚交战，主张不救许。司马子反则说：“见死不救，还算是什么盟国呢?”力主伐郑救许。楚共王听从子反的建议，立即兴兵伐郑。楚军迅速占领郑国的暴隧（今河南扶沟县境），又东侵卫国，攻占首止（今河南睢县首乡）。郑成公则派兵侵入楚境新石（似在今河南许昌市附近），以威胁楚军的后路。晋国君臣得知楚军侵入郑、卫两国，顿时大哗。

此后中原又发生若干事件。首先是宋国发生内乱，亲楚派与亲晋派相互残杀，楚国不能不密切注视。接着是晋国发生内变，晋国的三郤（郤奇、郤双、郤至）专横跋扈，擅杀大夫伯宗和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被迫逃亡楚国避难。楚国上次伐郑、伐卫，曾受郑军牵制，无功而还，这时为求与郑国和好，便割让楚国的汝阴之地（约在今河南襄城县汝河以南地区）给郑。郑成公立即叛晋附楚，并自视为中原强国，兴兵伐宋。晋国这时唯恐宋国降楚，则整个中原形势将有利于楚国，决心伐郑救宋。楚国听说晋国出兵，亦迅速出兵北上救郑。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四月，晋厉公以伐郑为名，目的是攻打楚国，率兵车500余乘、将士5万余人，渡过黄河向鄢陵（今河南鄢陵县）急进。出发前联络齐、鲁、宋、卫之军，要他们协助作战，会师于鄢陵。鄢陵附近川原平旷，无名山大川阻挡，而且道路四通八达，便于军事展开。

楚共王亲自统率全军，连同郑成公带来的郑军，共有兵车530乘，将士9．3万人。楚、郑联军由申邑（今河南南阳县）出方城（今河南方城县），过叶（今河南叶县）经瑕（今河南襄城县西南），渡过汜、颍二水，疾趋鄢陵。楚军中军统帅子反，欲乘晋所召集的诸侯之军尚未到达，以优势兵力先击破晋军。故楚军北上行军极为迅速，到达鄢陵后，不顾天色已昏，直压晋军营前列阵。

此时，齐、鲁、宋、卫诸国的军队，尚在向鄢陵开进的途中。晋军既感到兵力单薄，又受楚军所迫，没有列阵的余地。晋中军元帅栾书采纳属下的建议，填塞水井，平毁灶台，就在宿营地列阵，并在营前清理出一条通道，以便发动进攻。

晋将郤至经过“相敌”之后说：“据我观察和了解，楚、郑联军有六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不可不加以利用。楚军中军元帅子反和左军元帅子重关系不好，此其一；楚军王卒多年老之兵，此其二；郑军列阵不整，此其三；楚军中随军的蛮卒不懂得战术，此其四；楚、郑联军在晦日列阵，此其五；楚、郑联军阵中士卒喧嚣不静，秩序混乱，此其六。如此杂乱无章的军队，作战必然各顾自己，没有斗志。楚军主力兵多年老，战斗力不一定强，又违反晦不列阵的忌讳，我军一定能把他们击破。”晋厉公与栾书认为言之有理，决定立刻进攻。

这时，楚共王登上巢车（架在兵车上的瞭望高台）瞭望晋军；同时，晋厉公登上高台嘹望楚军。从楚国叛逃晋国的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军的精锐在其中军王卒，不可抵挡。如果以我军的精锐先分击其左右，然后集中三军之力合攻王卒，必可取之。”晋厉公采纳其议。于是，栾书乃作如下部署：以中军一部进攻楚军左军，以另一部进攻楚军中军；集中上军、下军、新军及公族之兵，进攻楚军右军及郑军。晋军部署完毕后，立即向楚军发起进攻。

正当晋军向楚军阵地发起攻击时，晋厉公乘坐的战车忽然陷于泥淖之中，栾书正想换下自己的战车供晋厉公使用。其子栾铖斥责他道：“请你赶快离开!你负有指挥全军的重任，怎么能什么事都插手？”栾书只好作罢，继续率军进攻。由栾铖把厉公的车掀出泥淖。战斗中，晋将魏锖用箭射伤了楚共王的左目。

楚军听说楚共王中箭负伤，人心惶恐，又见晋军攻来，以为诸侯之军已到，阵势大乱，纷纷败退至颍水南岸。这天夜里，楚中军元帅子反整顿队伍，准备明晨再战。楚共王派人召子反商议明日的战事，子反饮酒醉，竟未去见楚王。楚共王说：“是上天要让楚国失败的吧!我不能再呆在这儿了。”于是连夜撤军南走。

鄢陵一战，晋军在犹豫之际经过“相敌”，决定进攻是取胜的重要原因；晋将建议塞井夷灶就地列阵，栾书集中兵力于一翼，均属战术上的卓见；尤其是栾书能察微知著，不忽视任何细节，足为将帅的楷模，亦为此战取胜的关键。

一句经受了千百年实践检验的农谚说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意思是：月亮周围有大圆环，这是刮风的征兆；垫在房屋柱下的石头湿润了，这是天要下雨的征兆。可见，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我们认真观察，认真总结经验，就一定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在企业经营中，一句话、一条消息、一张照片就会使企业增加百万收入的现象屡见不鲜。美国企业家“亚默尔公司”的创始人菲力普·亚默尔具有惊人的敏锐目光。

在美国南北战争快要结束时，市面上的猪肉价格非常昂贵。亚默尔深知：这都是战争造成的，一旦战争结束，肉价就会猛跌。亚默尔有读报的习惯，有一天，他拿起一份当天的报纸，看到了一则非常普通的新闻报道：一个神父在南军李将军的管区遇到一群儿童，他们是李将军下属军官的孩子。孩子们抱怨说：他们已有好些天没有吃到面包了，父亲带回来的马肉很难下咽。亚默尔立即得出如下判断：李将军已到了宰杀战马充饥的境地，战争不会再打下去了。

想到这里，亚默尔立即与当地销售商签订了以较低的价格售出一批猪肉的销售合同，条件是：付货时间推迟几天。

正如亚默尔所料想的，战争迅速结束了，猪肉的价格暴跌，亚默尔从这笔交易中轻松地赚了100万美元。

到了1875年春天，亚默尔又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墨西哥发生疑似瘟疫的病例。当时的亚默尔正在经营肉类生意，他想：“倘若真的是瘟疫，临近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将会成为瘟疫的传染源，而这两个州是全美国肉类的主要供应点。”于是，亚默尔毫不迟疑地带领家庭医生到了墨西哥，确证了瘟疫的真实性，回到美国，倾全力买下了加州和德州的所有生猪和肉牛，把它们赶到美国的东部。

没过多久，墨西哥的瘟疫向美国袭来，美国政府下令关闭加州和德州的肉类市场，不许这两个州的一切食品外运，以免波及全美国。顿时，全美国的市场上，猪肉、牛肉价格暴涨。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亚默尔就赚了900万美元!

茫茫商海，到处都孕育着商机，而商机来自于信息。每一个搏击商海的人都应以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洞察力，捕捉瞬息而逝的市场信息，从而抓住机会，开创事业。

3．文武兼施，赏罚并重

在领导指挥业务上，没有令对方与下属感到畏惧的威慑力，是不容易尽责称职的。单是一张和蔼的脸，一番漂亮的言辞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恩威并施，才能驾驭好下属，发挥他们的才能。

原文：

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孙子兵法·行军篇》

译文：

所以，对待士卒一方面要宽厚仁义，使他们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要严明军纪，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才能做到攻无不去克，战无不胜。

解读：

孙子在如何治军问题上强调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也就是文武兼施，赏罚并重。

“文”的手段，在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的同时，还包括爱护士卒和奖赏士卒。但是，孙子在强调要“视卒若爱子”的同时，还告诫：如果士卒对将帅已经亲近依附，但却不能执行军纪军法，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打仗的。言下之意，将帅对士卒不能放纵。“武”的手段是以军纪军法约束士兵，使士卒畏服。但孙子同时又指出：将帅在士卒亲近归附之前，贸然处罚士卒，士卒就不会顺服，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用来打仗的。言下之意，使用“武”的手段，也要掌握住分寸。

战争要求铁的纪律。治军之要就在于严明军纪赏罚分明。赏罚作为治军的手段，要让士兵都懂得履行职责的重要；同时要教育兵士，使之有自尊心，有责任感，有义务感，有自信心，激发将士的自觉性，使部队获得最大战斗力。

类似“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提说，古人多有叙述。《礼记·杂记下》记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是说宽严相济，张弛有节，是文王、武王的治国经验。如此说明，处理好张弛关系，从来都为政治家、军事家等视为重要大事。

戚继光是明朝军事家、抗倭名将、民族英雄。

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闰十月，他诞生在世代将门之家。父亲戚景通，文武全才，品学兼优，曾任神机营副将。因公正爱国不愿同流合污，请告还乡。戚景通课子严格，希望儿子将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事业。戚继光少时刻苦学习武艺，博览群书，学业大进。

明嘉靖年间，倭寇窜扰中国沿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激起民众的愤恨。受时代和父亲的影响，戚继光志在疆场，保国保民，曾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毕生40余年都在军旅中度过，大多岁月在抗倭前线作战，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戚继光之所以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扫平倭寇，主要依靠自己严格训练出的一支精兵“戚家军”。他被调到浙江后，经过实战，戚继光认为：“无精兵而议论打仗，就如同一个无臂之人同手执利剑者格斗一样，那自然是难以取胜的。要战胜敌人，就必须有一支精兵。”当时明朝士兵平时素无训练，骄横不受节制，“战五号令”“望贼奔溃，闻风胆破”，残害百姓，甚至更坏。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四月，取得乌牛之捷，收兵记功时，一士兵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前来报功。戚继光见这个被杀者双目怒睁，心中正在纳闷。另一士兵看见此头，忽然放声痛哭说：“这是我的弟弟呀!刚才负伤并未死，为什么要杀他啊！”还有一士兵，竟拿着一个十五六岁无辜少年的头颅，也前来报功。戚继光愤怒地把这两个冒功者杀掉。但此类事件，仍时有发生。至于因强奸妇女、抢劫百姓而受处罚的士兵，更比比皆是。一次在新河所一带大败敌寇，残倭向乐清逃去。戚继光命军队乘胜急追。但其士兵因胜而骄，军纪松弛，不肯向前。连自己很信任的一个亲兵也跟着退缩。戚继光只得把违反军规的士兵，连向那个退缩的亲兵杀掉，以振军威，这才硬行督促着士兵往前方追击。彼时戚继光的部队虽经严格训练，但一遇短兵相接时，仍往往胆怯畏缩。当时戚继光创造一种新武器名叫狼筅。这是一种杀敌利器，但由于有的士兵贪生怕死，临敌时竟将狼筅丢弃不用，结果不仅不能刺敌，反而戳伤自己兵马。戚继光由此悟出一条道理：兵器虽好，须“得人而用之”，否则，“不得其人，则制于人也。”总之，这样的兵素质太差，要抗倭必须训练如同“岳家军”的劲旅。戚继光遂上书请求练兵，提议选练骁壮之士卒3000，以备调用。其建议，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第三次提出，才取得总督胡宗宪的批准。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永康等地招募新兵。经过戚继光的动员，应募的人很多，戚继光进行严格的挑选，但凡过去当过兵打过败仗的，或曾在官府服过役沾染了坏习气的，以及浮猾的小市民，一概不要。入选的大都是勇敢的农民和剽悍的矿工。戚继光很快招募4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