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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同舟共济（第1页）

与共产党同舟共济

◎楚图南

作者简介：楚图南，1899年出生，云南文山人。时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1994年逝世。

（1947年10月）我尽快离开了环境险恶的上海，到了香港。当时香港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除了党领导的进步力量外，国民党的各派系、有各种背景的反蒋政治力量都在香港活动。我到香港后住在当时生活书店负责人黄洛峰同志家里，并通过《华商报》找到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章汉夫、乔冠华同志，他们告诉我，沈衡老、章伯钧等还未到香港。香港情况复杂，因此商定最好早日到解放区去。

当时去解放区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是由香港去东北，另一条路是经天津过封锁线去华北解放区。因为去东北时间要晚，我决定先回上海安顿一下家小，准备由天津进解放区。回到上海，我和过去在昆明的一位学生，当时在中共中央城工部工作的辛毓庄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专程从天津来看我。我向他说明了汉夫、冠华同志的意见以及我要进解放区的愿望，他告诉我将回天津和城工部商酌为我预先做好安排，并和我商定了联系办法，让我静候他的通知。

直到这年（1948年）的秋季，我得到辛毓庄的来信，让我从上海乘船由海路去天津，当时决定和我一起去北方的还有一位在昆明工作过的进步青年学生侯大乾。去天津，第一道难关是买船票。当时国民党特务对去北方的人盘查甚严，买船票前要经卫生检疫，要打防疫针，实际上是观察旅客中有无行迹可疑的人。这时有一名在上海的进步青年学生曾宪洛同志主动替我去接受“检疫”，打防疫针，取得了证件，并买到了去天津的船票。这样我就和侯大乾同志同行，携带一些简单行李，告别了家人乘船北上。

几天后，船到了天津，时逢夜晩，港口码头上探照灯照得雪亮。荷枪实弹的国民党警宪林立，如临大敌，对下船乘客及携带物品逐一搜身检查。我悄声告诉侯大乾，由他照料我的衣物行李，我好设法混进接旅客的人群溜出去。就在此紧要时刻，辛毓庄同志已在码头上的栅外等候。他看见我，即一把抓着我的手，将我推进停在附近的一辆小汽车。开车的是一位身穿国民党官制服名叫周匡的同志，不通过检查立即将我们一直送到他的家里，辛毓庄同志和他商量后做了简单的安顿，并告诉我不要出去，不要和外人接触，在房间里休息，一切听候他的安排。不久侯大乾也到这里来了。这时，我才知道周匡同志是城工部派在傅作义部队做地下工作的。

几天以后，我们和辛毓庄同志再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们已同各方面取得联系，安排好了去解放区的路线，同时派了一位姓张的同志扮作我的侄子，沿途护送我们，说是长久离家，现在要回沧州原籍。由于我的南方口音很重，交代我一路上少说话，一切由“侄子”代答，并告诉了我们沿途回答的口令和万一出现意外时的一切应急的措施。这样我和“回老家”

的“人力车夫”侄子两人，从陆路冒着寒风顺利地经过当时国共双方军事封锁线静海县到了对面唐官屯解放区，这时在沧州工作的萧敏同志已派人来唐官屯相接。我们到沧州见到了萧敏同志，并由萧敏同志联系安排经过衡水到达石家庄。此后由交际处的申伯纯同志接待，侯大乾同志则留下学习。我由中央派车来接到了平山县的李家庄，时为1948年11月上旬。

就这样，我总算度过了破晓前最黑暗的时光。

平山县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住在李家庄附近的西柏坡。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接待的一批爱国民主人士聚集在李家庄。我到达李家庄后，李维汉同志接待了我，并和先到的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等同志会合。时值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前夕，辽沈战役结束，北平即将和平解放。

蒋介石经营多年的军队行将土崩瓦解。全国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力量都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一到李家庄，立即感到这里的气氛既热烈紧张又充满了希望。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召集我们就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地点、参加单位等问题交换意见，并和已到东北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沟通情况，交换看法。此外，中央的负责同志还亲自来给我们讲全国军事、政治形势。当时中共中央特别关注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争取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另外，还组织我们学习党的城市政策、文化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对原国民党政府中人员的政策，并讨论当时全国都关注的国共和谈问题。在此期间，身负重任的周恩来同志经常亲自来给我们讲话。周恩来同志很忙，只在傍晚有些时间，这时他就从西柏坡赶来和我们见面，和我们亲切地交谈，讲形势、讲政策，并听取大家的意见，气氛亲切融洽，待人有如师友、有如兄长。周恩来同志对民主党派朋友这种待人以诚、服人以理、谦逊厚重的精神，给我和很多朋友的印象极为深刻，永志不忘。

在李家庄期间，我还应邀到西柏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还请来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一道询问我关于云南和西南的政治情况，谈到争取这些省区地方势力站到反蒋爱国方面的可能性。毛主席办公和居住的地方简单、朴素，除了文电外，木制沙发上放着一册册《故宫周刊》。毛主席当时还十分关心文化和文化人。他还说，北平解放，如果胡适之先生不去台湾，也要对他进行安排。总之，在全国胜利前夕，我见到的毛主席，是一位镇定从容、恢宏大度、思维缜密的统帅，令人景仰，令人敬服。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迎接胜利的气氛下，统一战线内部也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斗争的。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很重要一条是毛主席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所说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当时在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形势下，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例如有些类似青洪帮的组织，也想列名“民主党派”，有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关系很深的人，也想混迹“民主人士”行列。对这些，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我们多次交换看法。除了听取我们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的求和声明、对中共拟定的战犯名单的意见外，还就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个人的名单征求大家的意见。例如，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像民社党革新派及乡村建设派这样的组织，不宜列为新政协的参加单位，但其中的个别爱国人士，则可以在他们明确表示和反动阵营决裂后，特别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会议。

在民盟内部，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还有极为尖锐的矛盾。如在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民党提出和谈，企图维持旧政权，阻止解放事业的顺利前进。中共中央及各民主党派也并不拒绝和谈，但要废除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全国各民族和平统一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在蒋管区的盟员同志中，大多数是坚决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像史良同志等始终和宋庆龄同志一道，大义凛然，坚持到上海解放。但有些人不免有些模糊认识，其中罗隆基一人还很热心于第三条道路，对于“和谈”

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经和胡愈之等同志研究以后，才由我们联名通电，表明应遵循民盟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政治路线，任何违背三中全会的做法和主张都是非法的，这样总算阻止了这一活动。但罗隆基仍写了一份将民盟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所谓纲领，要求同共产党讨价还价，如得不到同意，即不参加政协不参加联合政府，要作为在野党同新政府进行斗争。这份所谓的“纲领”由一位同志带到李家庄来。当时在李家庄的民盟及其他方面朋友都不同意罗的意见，最后连替罗隆基带信来的同志也声明，罗的来信只代表罗自己，表示不同意罗的看法。另外，我们还一致认为，要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分别利用，防止民盟内部及民主党派之间的不和与分裂。为此，在李家庄的各民主党派的朋友，都分别做了一些工作。最后蒋管区盟员同志都先后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并与经由香港到东北来的盟员同志和李家庄来的盟员同志三路会合在一起，共同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和民盟的四中全会。

现在再回溯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在李家庄的各民主党派同志经由石家庄到达北平的经过。我记得，我和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等同志几十人组成一队，由齐燕铭同志照应着，分乘几辆中吉普车离开了李家庄。到达石家庄后，住了一天，原来准备赶赴北平，但打前站去定县的同志打电话回来，说定县附近还有傅作义将军的不少部队，当时考虑到傅作义将军虽已表示起义，但其各部队情况动向究竟如何，还不清楚。从安全考虑，齐燕铭同志当即决定我们全体暂留在石家庄，他只身带一支卡宾枪连同一名司机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定县了解情况，而且嘱咐我们，在没有接到他亲自打来的电话之前，不要离开石家庄。说完，他即乘坐吉普车在夜幕中北上了。后来接到他的电话说前线无事，我们大伙才顺利地通过定县到达了北平。燕铭同志是我从白区回到中国共产党组织怀抱时，党指派的和我联系的人。我虽然和燕铭同志交往不多，但是，十分尊敬这位同志。

回想到在离开李家庄前几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我们的宴会之后所举行的晚会上，燕铭同志还欣然应大家的邀请，清唱了一段昆曲《林冲夜奔》。我这才了解到燕铭同志的多才多艺，既有深湛的文化艺术修养，又有燕赵之士的豪情，更有一个坚强革命者的机智和勇敢，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到了北平以后，参加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也出席了毛主席到达北平在西郊对解放军各军兵种部队的检阅。

（摘自楚图南：《与共产党同舟共济》，《文史精华》2010年增刊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