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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放晴（第1页）

风雨放晴

●最后一次申诉

作为盐池县青山公社文书，我工作很忙，又有了家室，日子就过得飞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我仔细学了，留下深刻印象。

我决定再写申诉。1979年2月，我从青山公社寄申诉信给原工作单位宁夏日报社。这是三中全会后的唯一一次申诉，也是十几年来的最后一次申诉。

大约两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原工作单位的鲁同志、杨同志来到青山公社。他们征得公社党委同意后，直接到我办公室，说是原工作单位派他们来核实材料。我不用翻任何书面资料，一个上午就讲清事情真相。他们征求我对以后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我已拖家带口，如果老婆、孩子不能一次都转为非农业户口，那就就地安置，我得种地养家糊口。

●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原工作单位的鲁同志、杨同志走后，我还忙我的文书工作。几个月以后，到1979年九十月间，我接到县委组织部电话，说是原工作单位党组让我去银川看复查报告。对我个人案子的处理意见是：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恢复预备党员资格，恢复团籍，并根据本人意愿就地安置工作。我签字后返回青山，等待上级批复。1980年年初，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批复，宁夏日报社党组的“复查报告”得以立即执行。期间，时任《宁夏日报》代总编辑的顾页同志，在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尚未批复的情况下，到青山公社看我一次。

就我个人而言，这是多年“风雨”后的一次大“放晴”，可以说是我经历风雨终放晴。

●这个支部大会我等了十八年

20世纪60年代初，党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制定一系列纠“左”政策的措施，并很快取得成效，人心大顺。我于此时经顾页、曾兴乾介绍，中共宁夏日报经济部支部大会讨论，上级党委批准，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62年3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中共支部大会。

1980年春，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团籍、恢复原工资级别、恢复预备党员资格，并在“恢复预备党员资格”这一条后面括注“能否转为正式党员，由现在工作单位党委根据本人的具体表现，讨论决定”，这样，我迎来了又一次中共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我能否转正，只是年轮转了18圈——我等这个支部大会，等了18年。

青山公社机关党支部是个大支部，成员包括公社干部中的党员，还包括公社卫生院、金融所、税务所、粮库、兽医所等单位的党员。1980年春开会那天，二十来号人把公社小会议室坐满了。支部书记、公社党委秘书李振荣同志先说，老王问题已经平反，恢复预备党员资格，现在按照上级党委的意见，由咱们支部讨论他能不能转正……接着我汇报了这几年工作、思想、生活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发言热烈，最后举手一致同意我按期转正。一周后，公社党委批准我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注明“党龄连续计算”（意即从预备期满的1963年3月起计算党龄），我成为有17年党龄的党员。公社党委书记侯偃同志向我表示祝贺，我表示感谢党组织的关爱和信任。

这么大的事就这样定下来。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大“放晴”。如果要让我就18年来走过的路谈点感想，那就是：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把握好自己，别人说你是什么跟自己坚信是什么不一样，就要冷静思考自己究竟是什么。

这个时候，个人自信也十分重要啊！18年来，特别是撤销“帽子”到青山公社当“有问题”干部的五年来，如果我破罐破摔，今天如何面对支部大会？

找理由为自己辩护？那是没有人相信的。大家只相信我的表现（言论、行动和为人）。我不是说我多么好，我只是说，我按自己的信念活着，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负天，不愧地，对得起党组织，对得起对我好的人，对得起自己。

谁的头都应该由自己摇，不要叫别人摇。

●搬家

1978年，公社党委书记侯偃出面，做公社机关所在地青山大队青山生产队（侯记河生产队）社员的工作，生产队才同意我全家从公社的郝记台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迁到青山生产队落户。青山生产队的地比较好，又是公社机关所在地，副业搞得好，分配较高，因此想到队上落户的人很多，它是一概拒绝，为的是维护已有社员的利益。打个比方，就像现在要入北京户口那么难。现在，这个生产队同意我家的户口迁入，我就在青山生产队的东坡盖了5间平房，把全家搬过来。我下班后走半里路就可以回家，不再在公社食堂吃饭，不再睡办公室。

搬家那天，我开公社的手扶回去。先把我家的草（自留地收的）装满车厢，把车厢铺得平平的、大大的，再把4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6岁；我与妻子结婚后的两个孩子当时还没有出生）放在草垛的中心，我开着手扶小心翼翼地走了30多里路，开到青山生产队的家。路不好走，要翻越一个水沟，下坡、拐弯、上坡，都是土路，很窄，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万一不小心翻了车，怎么得了啊！那时，就这个条件，不这么干没有别的办法。

公社能把手扶借给我，也是看了我的面子的。

●开“水”手扶回家

青山生产队仍然是个缺水的地方。家门口不远处有口苦水井，水量不大，稍旱一点就干了，人要到井底去刮。洗锅用苦水，洗完锅还舍不得倒，要用来喂猪。邻居一个小孩来我家玩，我妻子问他，你手怎么这样黑，他说，我妈说了过年给我洗手。足见水在那里十分珍贵。

公社侯师傅不定期开手扶到远处拉甜水，倒在公社食堂的水窖里，供公社干部食堂做饭烧开水。有的时候，侯师傅故意不倒完，让公社干部轮流开“水”手扶回家，把剩下的甜水倒在家里。我为此学会开手扶，并练就“绝活”：把手扶开进窄窄的院门（只比手扶宽一点点），并在不大的院子里倒车自如，准确地把手扶水箱的倒水嘴对准伙房的门，把甜水倒在水桶里。

我家附近不但缺甜水，也缺苦水。附近有一眼井，水是苦的。水不大，天旱就没水，等急了的人下到井底用碗一碗一碗刮水。人们用苦水洗碗，洗菜，洗完还要澄清，用澄清的水饮自留羊，苦水也金贵哪。至于甜水，只用来焖饭、烧开水。

●户口问题反反复复

1981年5月，我调任中共盐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此前我的公社文书工作已交公社干部王志银接任，最麻烦的文书工作交接已经做过，此时只简单交接公社副主任工作，即到县上宣传部报到。

这时，我家连我有8个人：我、妻子，还有妻子与前夫（修水利因公牺牲）生育的4个孩子，我与妻子结婚后生育的两个孩子。我获彻底平反后，只有我一人是非农业户口，他们7人都是农业户口。1979年，原工作单位老鲁、老杨到青山公社征求我对今后工作安排的意见时，我表示可就地安置工作，主要就是考虑我家非农业户口多，我留在公社帮他们种地打粮生活才有保障。

我调中共盐池县委宣传部工作前夕，县委一次批准30多户、100多个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我家7个非农业户口在其中。我只身到县委宣传部报到后，正准备把家搬到县城，自治区派人下来纠正县委的做法，认为县委没有权力批这么多“农转非”，已批的全部作废，要由银南地委常委会一户一户重新审批。于是，盐池县委报4户（共19人，其中有我家7人）给地委，地委常委会于1982年3月29日批准盐池县这4户转为非农业户口，我才得以安心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并为以后回银川教书奠定了“户口基础”。

此前某天，县委副书记夏青山火急火爎到我办公室问：“你有海外关系么？”我说：“没有”，他说：“有就说，有用处”，我说：“真的没有”，他走了。现在回想起来，他是想找我的海外关系，好给地委报我家属“农转非”的时候多一个理由。这里还应该说到县委书记刘希忠和地委宣传部部长王钊。他们对我很关心，我后来知道，他们曾分别找地委的几位领导，说明我的经历，请地委常委会研究“农转非”时对我的家属照顾一下。

我的家属户口问题，“也有风雨也有晴”，历经一番折腾才最终解决。

1982年夏，县上分给我家3间西城墙外新盖的平房，我在那里住了一年，1983年夏，离开那3间平房，到宁夏大学教书，又住进3间平房。

【题外话我从1963年开始住原工作单位印刷厂平房、机关农场平房、盐池边外（古长城外）生产队平房、青山公社平房、盐池县西城墙外平房，1983年夏，刚到宁夏大学时还是住平房，前后住了二十年平房。可以这样说，换一次平房就是一次人生过渡。国家在70年代末过渡到“新的历史时期”，我个人呢，也逐步过渡到新岗位。每次过渡都不太平坦，多少都是“也有风雨也有晴”哪。或许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我过渡了20年，经历、见证了多少风雨多少睛。我的心被风雨反复洗刷，被晴朗一再抚摸。可以自信地说，我的心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