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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上海人生意经精打细算精明干练（第3页）

作人员，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那次世博会历时7个月时间，令陈光甫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博览会上展出的电子管收音

机、自动交换电话、福特T型汽车以及电动公共汽车等，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东西。全世界的智慧和物产精华似乎都一下子推到了他的眼前，令他深受震撼。博览会结束后，他决定留

在美国学习。他这个决定得到了他的岳父景维行（在汉口经营茶叶出口贸易）的支持，向

他提供了部分经费，他本人又申请到了部分官费。留学6年，到1910年，已是满腹经纶的陈光甫，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回国。

陈光甫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当时上海银行的门面是很小的。上海银行创业之初资本只有10万元，而实收只有8万元，直到临开业之前，仍未凑足10万元之数。那时庄得之（常州人，信义洋行的买办，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妻弟）投资2万元，就是最大的股东了，因此当上董事长。陈光甫只有5000元股份，其中不少还是借来的，当了总经理，其余股东不是亲戚即是朋友，股资都有限，所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的时候，总共7个股东就都成了董事。

那时一般的银行老板都极力拉拢、靠近外资银行，因为外资银行资金雄厚，一旦发生

金融风潮可借一臂之力，所以汇丰银行和大通银行的大班在上海非常神气，似乎人人都要

拍他们马屁。在吸收存款上，银行家们大多在官僚老爷和军阀身上下功夫，因为他们有钱

，只要应酬得当，有时一张支票就是几万、几十万，存款积累既快又省事。而陈光甫则选

择了一条艰苦的服务社会、服务平民的道路，提出“从小处做起，为人所不屑为”、“人争近利，我图远功”的原则，在全国率先面向大众，开办一元钱存折（一元钱即可开户头），想方设法汇聚中小企业和社会上的闲散小额资金，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名目繁多的、有利于市民计划过日子的储蓄项目，在各大中学校还设立了办事处，为学校代收学费；提倡学生勤俭节约、零星储蓄；在教会中也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等。他认为这么做，银行的工作人员虽辛苦些，但能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走人弃我取之路，同时他认为小额资金的稳定性好，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为区区之数反复折腾。

那时有个无聊的人，为了试探上海银行服务的虚实，曾拿了100元钱来要开100个银行

户头。银行职员明知其开玩笑，但为了维护银行的信誉也照开不误。此事固然是麻烦的，但效果却出人意料，传开后竟成了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笑话，无形中为银行作了大广告，前来存款的市民更多了。几年下来，几乎无人不知上海银行了。

上海银行从办储蓄所获得的利益是很大的。从1915年的存款为一万八千八百余元，到1921年即达一百十七万元，1933年达三千三百三十万元。该行储户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十年以上的储户。这是一笔非常稳定的存款，可供银行投资运用，准备金也远比活期存款的为小。陈光甫曾经说过，"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就是说，银行仅凭信用，就可以聚积社会不少资金，以供工商行业使用。我国各银行所收储蓄存款之数，无怪乎当推该行为第一。

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陈光甫外传·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传主陈光甫先生，恰好生于光绪七年；在个人的感觉中，实在是一个意义与趣味两俱深长的巧合。这一年的人，颇多杰出之士；但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个人成就之多，无疑地应推‘光甫先生’。”

6。“天上人间，佛手为鲜”

“天上人间，佛手为鲜”这句佛手牌味精历久弥新的广告语，至今仍令不少上海人回味无穷。只是人们没有想到，佛手牌味精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获得世博会大奖的工业产品呢。

笔者最近从冠生园集团的历史档案中发现，“味精”、“天厨”、“佛手”这三个看似互不搭界实际互有联系的词汇，其实均与一个人紧密相连，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化学家，并有“中国味精之父”美誉的吴蕴初。

吴蕴初，字葆元，1891年9月29日生于上海市。10岁入学，后入上海广方言馆学外语一年，因家贫辍学，回嘉定第一小学当英文教师养家湖口。15岁时考入陆军部上海兵工学堂半工半读学化学，以刻苦好学成为德藉教师杜博赏识的高才生。1911年毕业，到上海制造局实习一年后，回学堂当助教，同时在杜博所办上海化验室做一些化验工作。1913年经杜博举荐到汉阳铁厂任化验师。在该厂试制矽砖和锰砖获成功，被升任砖厂厂长。不久，汉阳兵工厂聘他担任理化课和制药（炸药）课课长。

1921年春，吴蕴初结识了张崇新酱园的推销员王东园，并经他举荐得到酱园老板、前清举人张逸云支持，愿意出资5000元，由吴蕴初出技术合伙试办。很快，首批产品问世。吴蕴初将这种产品取名“味精”；为了宣传其珍奇美味来自天上庖厨，再冠以“天厨”二字。他们打出“天厨味精，完全国货”的大旗，味美、价廉、国货，大得人心，销路一下就打开了。他们进一步扩资5万元于1923年8月成立天厨味精公司。在盘得新桥路房屋10间作为粗制工场，菜市路（今顺昌路）三北烟草公司旧址作为精制工场和办公室，正式定名为“上海天厨味精厂”的当年，产量达3000吨，获北洋政府农商部发明奖。

天厨味精行销后，与日货“味の素”激烈竞争，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促进下，销路日广，尤其在南洋一带的爱国华侨中更是大受欢迎。1926—1927年间，为了进一步保障味精的产销，天厨在中国驻英、法、美三国使馆协助下，先后取得这些国家政府给予的产品出口专利保护权，开中国轻化产品获得国际专利之先声。继而又办妥了进入这些国家的食品入境卫生检验手续。吴蕴初由此成为闻名遐迩的“味精大王”。

天厨是以国货起家发展壮大的，然而制造味精的化工原料盐酸却多年依赖日本进口。对此，吴蕴初深以为疚。再加时局影响，盐酸供应时断时续，促使他燃起自己生产盐酸的念头。1927年起他就积极收集世界各种电解槽、发电机、整流器等资料，想创办中国自己的氯碱工厂。1928年秋他获悉法商设在越南海防的远东化学公司因经营不善，正待出售，便亲赴海防考察，以8万元购进远东厂全部设备，包括120只爱伦摩尔式电解槽、蒸发器、氢气燃烧器和滚动式漂粉机等。但办盐酸厂要比办味精厂困难得多，特别是电力和原料盐的供应难以保证。然而吴蕴初决心既定，排除一切干扰，又有从电解生产氯酸钾的经验，终于1929年10月成立了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吴蕴初任总经理，集资20万元在上海周家桥开始建设。取名天原，即为天厨提供原料的意思。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于1930年11月10日举行隆重开工典礼，吴蕴初亲自开车。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到会并致词，称赞吴蕴初:“独创此厂，开中国电化工业之新纪元”。

吴蕴初自从人上海兵工学堂学化学开始，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他从事一系列实业救国活动中，总是把科学技术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总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人才。1928年，吴蕴初在上海创办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进行分析化验及科学实验。1929年，原设在北平的中华化学工业会因北方政局动**，学会活动被迫中断两年多。吴蕴初甚为关切，热情欢迎该会南迁上海。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提供部分房屋并与该会合址办公，与该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协助该会迅速恢复了学会活动。天厨味精厂和天原化工厂积极加入该会为团体会员。1937年，吴蕴初还捐赠了上海市南昌路的一栋房产作为该会会所，这对于该会以及后来的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蕴初是位值得称道与世人尊敬的中国人，是位对中华民族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先后创办了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天山五厂。如果说他是位资本农，毋宁说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与著名的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时人以“南吴（蕴初）北范（天津范旭东）”合称，被誉为化学工业上足堪领袖群伦的两大巨子之一，在我国化学工业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7。提倡国货，生产救国?

方液仙是上海著名的实业家，他独立筹设的重活化学工业社，是上海日用化学工业品业之滥觞。他因为爱国而兴办实业，抵制洋货，也因为爱国而遭敌伪绑架，最后为敌所害，方液仙是爱国实业家的典范，也是上海人的骄傲。?

方液仙，名傅沆，1893年12月生于上海，是近代著名的镇海方氏子弟。方家世代为商，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经营钱庄、典当、银楼、南北货等业，仅钱庄就设有二十多家。方液仙少年时就读于宁波斐迪中学和近代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书院，接受了良好的西学教育。他尤其喜爱研究化学，曾师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人窦柏烈学习，其同学中还有后来著名的“味精大王”吴蕴初。他在家里设立简易的实验室，购阅有关制造日用化学品的书籍，苦心钻研，学会制造多种化工产品。

1912年，19岁的方液仙开始筹设中国化学工业社（简称中化社），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他并不气馁，多方奔走筹款，最终说服母亲方李氏，拿出私蓄1万元给他作启动资金。他在圆明园路安仁里家中设厂，购置一些简单设备，亲自率几个工人和学徒，生产三星牌雪花膏、白玉霜、生发油、花露水、牙粉等化妆品。当时因外货泛滥，中华社产品销量极微，连年亏损。家人、亲友见此情形，都力劝其停手，可他仍不改其志。他还和友人合伙开办了龙华制革厂、鼎丰搪瓷厂以及橡胶制品厂、硫酸厂等，多为国人首创的化轻工厂。在洋货大行其道的近代中国市场，本土产品几乎没有销路，最终都无奈停产了。

1915年，在1万元全部蚀本后，他又设法自筹3。5万元，并争取其舅父李云书投资1。5万元，在重庆路租了三间厂房，增加设备，聘请经理、推销员等，增加果子露、皮鞋油等产品。这时，中化社因大量资金注入，初具规模，但营业仍是年年亏损，不见起色。1919年初，中化社又亏损殆尽，濒临倒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运动，中化社从而绝处逢生。中化社的产品质量并不亚于洋货，因此深受消费者欢迎，纷纷购买，三星牌各类化妆品、日用品迅速打开销路，生产迅速发展，不久转亏为盈，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1920年，方液仙请求上海钱业巨擘、四叔方季扬投资，方季扬同意入股，却有个条件：要求李云书撤资。方液仙左右为难，一位是舅父，一位是叔父，两位长辈都不好得罪。他权衡利弊，思虑再三，最终决定苦口婆心劝服舅父李云书退股。这样，中化社重组资金5万元，方液仙自认七成股份，方季扬认三成，中化社改组为无限公司，方季扬任董事长，方液仙任总经理。自从方季扬入股后，中化社得到金融界支持，有了稳固的后盾，在河南路设立总公司，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扩大了生产规模，企业焕然一新，先后推出四大名牌产品。

1923年，方液仙的同学吴蕴初试制调味粉成功，由张崇新酱园老板出资投产。起初，方液仙见调味粉市场前景不错，打算投资参与，但张崇新老板坚持独资，因此方液仙决定中化社自己生产。他责成徒弟王修荫按照公开发表的制造方法试制，但生产环节繁多，整个生产过程需要2个月，而且质量也不稳定。方液仙遂偕王修荫同赴日本，通过郭永康介绍，参观了日本“味の素”厂，并取回一些半成品，回国后经过进一步仔细分析研究，终于解决了生产技术问题，生产出“观音粉”和“味生”。观音粉质量不如天厨味精，销路不好，味生售价比天厨味精低30%，颇受欢迎。中化社调味料品的副产品酱油精、酱色的销路也不错。中化社与天厨味精厂作为同业有竞争，同时也有共同利益，在质量与价格方面形成互补，最终将日货“味の素”挤出了中国市场。

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生产的狮子牌金刚石牙粉在中国市场倾销。1912年，方液仙瞅准时机，开始生产牙粉，取名“三星”牌，为最早的国产洁齿剂。最初的几年中，三星牌牙粉在国产牙粉市场上可谓独领**。但短短几年后，随着其他品牌牙粉的相继出现，三星牌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境况大不如前。这些新品牌各有所长，如无敌牌香味宜人，嫦娥牌包装精美，都是三星牙粉的劲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牙粉市场遭遇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方液仙思虑再三，最后决定与其苦苦支撑，不如另辟蹊径。

当时的国际市场，牙膏作为新生代，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牙粉的替代品。但在中国市场上，却只有洋货，最著名的是美国产的丝带牌牙膏。方液仙灵机一动，何不仿照丝带牌的配方和包装，试制牙膏呢？功夫不负有心人，牙膏研制成功了，但却遇到一个问题，牙膏管怎么办呢？几经周折，方液仙决定从薛路登洋行进口软管。终于，最早的国产牙膏于1923年诞生了，也叫三星牌。

当时，丝带牌牙膏每支卖7角5分钱，平民百姓都觉得是奢侈品。而三星牌最初定价2角5分，后降为2角，大家认为绝对是物美价廉，因此甫一问世，便风靡一时。很快，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抵制洋货，三星牙膏更是供不应求，方液仙大大赚了一笔。

相对于蚊香来说，牙膏虽利润不高，但其优势在于产量大，不受季节限制，资金周转快。由于三星牙膏的先锋效应，一时之间，其他各种品牌的牙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比较著名的有黑人牙膏、留兰香等，但三星牙膏却一直遥遥领先，成为同业中的领头羊。

三星牙膏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东南亚，甚至连非洲都有售。直至太平洋战事爆发，迫于无奈才停止了国外市场的销售。以后同业中纷纷继起生产牙膏，但中化社的三星、白玉牙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49年后各种牙膏集中在中化成产，改名为上海牙膏厂，当时品种有30多种，产量占全国牙膏生产的70%。

1931至1940年的十年间，是中化社的全盛时期。中国化学工业社从初创时的一个小作坊，20多年间发展成为业中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大型企业，是与方液仙知人善任、注重科技、严格管理分不开的。方液仙非常重视生产技术的改进，数度派人并亲自去日本、美国考察，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引进先进设备。如中化社30年代引进的德国全套精炼甘油设备，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液仙深知建立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保证。1930年，他聘请留美回国的表弟李祖范为中化社经理，引入西方科学管理方法，规范管理制度，使中化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局面。

1940年7月25日上午，方从星加坡路（今余姚路）寓所驾车出门，突遭预伏的暴徒枪击，后被劫至汪伪“76号”魔窟，因伤重殒命，遇害时年仅47岁。

方液仙不仅是有成就的实业家，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中国人。他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作出很大贡献。由于方液仙在国货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又被誉为“国货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