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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求学之法 建功立业万古流芳（第4页）

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受《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谀世故，追逐大家都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

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国藩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得十分详尽。他说：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曾国藩的这段论述说得何其激昂畅快，愿世上那些盲从附和的人听听，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也听听。不然的话，“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气”，一旦风气一转变，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会的东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备加珍惜。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而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其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于自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这是—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并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在当代学者，当代作家中比比皆是。无非是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而已。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治学是一种十分清苦、十分孤独的事情，古人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治学的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曾国藩曾经一直说读书应当“治大人之学”，他所说的“大人之学”是指什么样的呢？以周公、孔子为儒家的中坚人物为例，以前的学者称他们为圣人，他们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大人之学”，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又是因为什么？迫根究底，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职”而已；不过是“行为合乎仁义之则”而已；不过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秘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治大人之学”，不过是使得五官百骸都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为合乎仁义而已，同时又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治学目标，不外乎进德修业，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即学探本源，“外王”即经世文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立“内圣外王”之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所以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所以他对于当时几乎人人用心的科举仕宦，大不以为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用之人。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做天地间“内圣外王”的完人，这样才不虚此生，不负社会。内圣外王的理想，贯穿了曾国藩一生。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蹴可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侥幸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859）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他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所写。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致，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他认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是君子的一个标志。看一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还说“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行动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全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工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留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7．看、读、写、作四者需兼备

子女长大后，曾国藩要求更加严格，他在军政繁忙之余，隔几天就给儿子们写信，反复督促他们读书学习，叮嘱说：“望尔兄弟殚心竭力，以好学为第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