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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求学之法 建功立业万古流芳（第5页）

读书是曾国藩很看重的事情，他的一生都在试图用自己的行动回答：“读什么样的书”、“怎样读书”、“为什么要读书”等问题。在曾国藩看来．读书、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读了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读书，是为了做人，而写作就是表现人。读书，是看别人如何做人，写作，则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

李白的诗歌是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自从齐梁以来，专注于形式主义的华丽浮靡文学风气盛行一时，在散文方面主要表现为骈体文，而在诗歌方面则是以宫体诗为代表。宫体诗主要反映宫廷的奢侈腐朽生活，内容绮靡猥琐，是诗歌中的糟粕，在文学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直到唐初，仍然受到这种风气的恶劣影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唐初著名诗人陈子昂积极提倡“建安风骨”，尖锐批判齐梁诗风，以富于革新的精神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我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李白继陈子昂之后，将批判矛头直指形式主义文学，揭露了这种文学“绮丽不足珍贵”的实质，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诗言志”，曾国藩和李白作为各自所处历史时代的佼佼者，都有着济世匡民的抱负，但不同的是，前者经过执著的追求和努力，终于成为晚清一代名臣，使濒临崩溃的清王朝避免了灭顶之灾，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后者虽然也当过三年的供奉翰林，实际上只不过是唐玄宗用以点缀和粉饰太平的有名无实之职，最后不得不带着遗憾至极的心情，在腐朽权贵的诬陷和排挤下离开长安，饮恨而终。

曾国藩对李白诗的推崇，从他给儿子纪泽的两封信中也可以窥知一二。他在给儿子的两封信中分别写道：

李（李白）、杜（杜甫）、韩（韩愈）、苏（苏轼）四家之七古，惊，心动魄，曾涉猎之否?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韩文公集》）、《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韩愈）欧（欧阳修）曾（曾巩）王（王安石）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卜商）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

曾国藩认为，古人的妙文，只有通过诵读才能真正领悟其中深味：“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所以曾国藩强调，要读书，而不要看书。

他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高声朗读诗文，特别是韩愈的文章。如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一日，他在日记中记道：“温韩文，高声朗诵十余首，似有所得。大约古来诗家、文家、书家皆有所谓笔阵者，厚蓄于阵之初，而不必究极于阵之终，阵将酣时又已作变态矣。”朗诵的同时，能体会到文章的妙处，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境界也就逐渐提高。

写文章有一个熟练的过程。韩愈最善选词炼句，因此佳句迭出，传诵千古。经过悉心探究，曾国藩发现，原来韩愈在读书时，每当遇到赏心悦目的词句，就分类抄录下来，经长期积累，这些奇词妙语就都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后来曾纪泽学作文，曾国藩就授以此法，让他分类抄写辞藻小册，以备选用。

曾国藩自己文章绝妙，被誉为晚清国手，这正是学习韩文的结果。在他的**下，曾纪泽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后来曾国荃的许多奏折，就是他代拟的。

而读史书、诸子之书，曾国藩则认为宜用“看”。“看”的速度较快，可做到在短时间内多接触，所谓博览群籍，泛舟书海。对经典之作，诗文词赋，则宜用“读”，要高声朗诵，慢吟长叹。为了说明这二者的关系，他一连打了三个比喻。一比之为赚钱。“看”如同在外做生意获大利；“读”如同在家慎守财产，不让它随便被花费了。二比之为打仗。“看”好比一鼓作气．攻城略地；“读”好比守住所得的战利品。三比之为获取知识。“看”是每天知晓自己所不曾知道的，因而努力求知；“读”则是每日温习功课，不让所学的忘记了。

清刘熙载《艺概·诗概》指出：“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高明的作者善于避虚行实，以实写虚，实就像诗的骨骼，任作者切割、分解、变形、重组，姿态百出，变而有序，诗味儿、性情都在这变幻中出来了。如果没有骨骼，或者有，摸不着，看不出，尽管一诗的情，一诗的血肉，也显得轻，显得软，显得空了。

曾国藩记述了自己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及史学家中选择了三十余人，并让儿子纪泽“图其遗像”，藏在家塾的事情，一方面用于勉励自己，以便效仿和学习这些圣哲；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子孙有志读书者“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驽”。

读为写奠基，写为读升华。读是写的基础，写是读的升华，只有看、读、写、作四者兼备，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才。

8．与时俱进学西学

曾国藩学习西方近代科技，虽力不从心，却大开风气之先，如开翻译局，送幼童出国，都是千古未有之举，表现出了其超人的远见卓识，同时他办事脚踏实地的风格又使对向西方学习的行动得以落实。其中效验，当时并未彰显，而是在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实非过誉。而他对西方科技之所以发达的探究，没有停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更是高人一筹。

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妙绝，是因为他们每办一事，都集中精力，专注守一，越钻越深，因此逐渐达到极致。可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西方的学科划分较早，在古希腊时期，大学者亚里土多德就对世界上的各种学科进行了划分，按照不同的门类，对不同的领域和对象进行钻研，以探求其中的规律。西方近代学科，基本上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逐渐深入的。以分类的方式来规范不同的学科范围，有助于集中精力，取得成果。曾国藩的认识正是与此相通的。

在担任京官的青年时期，曾国藩就认识到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把必须掌握、关系到治国安邦大计的学问归为14类。在他的《绵绵穆穆斋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随着认识的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分类的重要性。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初四，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

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总结了分类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曾国藩对“专精”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学科划分的表象上。对他而言，方法与精神更为重要。这也更是他推崇西方人的主要目的。他认为，西方人“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的精神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是中国最急需的。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多的是企图综合的“通才”，缺乏专精一术的专家。儒家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从修身到治家到治国，几乎各个方面都要涉猎，力图培养全面的素质。在入仕以后，一个儒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官员，更要凡事都能拿得起。一个封建官员所掌管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几乎各个方面。要想仕途通畅，在哪方面都要过关。这种“全才”的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专才”被埋没、抹杀，受到歧视而无生存之地，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一种“抑专”的风气。这就是封律时代缺乏专门人才的主要原因，而这恰恰是近代科学发展的致命障碍。

有鉴于此，曾国藩极力推崇专精，这一方面表现在他直接倡导西方科技上，另一方面还具体地表现在他的用人行政中。曾国藩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十全十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他的原则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专长。所以，他手下吸收了大量的专门人才。最突出的是，其中包括了一些近代科学家，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邹汉勋等。

经过曾国藩的教导，他的儿子便选了一条专精之路。曾纪鸿天份不高，又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方面毫无所长，曾国藩曾对人说，他肯定考不中，因此引导他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于是曾纪鸿选择了最感兴趣的数学，经过苦心钻研，终于成了一代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几何原理》由李善兰译成中文后，就是他作的序。

曾国藩对专精的提倡，给沉闷的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精神，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了近代科学的旅程。正因为不断随时变化，使得曾国藩由一个迂腐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跃。

曾国藩明辨大势，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具有远见卓识，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转向了道家，可以说，这三次变化，都是曾国藩未变知变，及时调整人生策略的表现。

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都须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越是技能单一，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便越是被动。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由博返约、触类旁通，才更容易立足。这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的。